活在疾病与伤害的边缘 中国底层性工作者生存现状

▲午夜时分，一间位于北京三里屯的酒吧依然热闹非凡。

【侨报记者张扬图文报道】继今年北京大规模开展扫黄行动，查封了“天上人间”等涉黄娱乐场所后，南京、广州、重庆、南通等地纷纷采取行动，对涉黄涉黑涉恶场所和人员进行整治。

方芳（化名）所在的北京三里屯一家夜总会，也是被查封对象。有史以来第一次“长期待业”，让方芳及她的同伴们始料未及，有人觉得这只是官方惯有的“风暴”式行动，也有人担忧，以后是不是真的要“失业了”……

近日在中国一个非政府组织（NGO）的帮忙下，侨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性工作者，以期通过她们的生存环境，揭示女性性工作者更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自己活在阴暗之中 期盼子女走干净的路

“如果不是最近警方抓得紧，肯定没时间和你扯这些闲话。”方芳抽了口烟，嚼着口香糖无奈地向记者念叨：“也不知道他们（警方）会折腾到什么时候，如果再不开工，家里两个孩子的学费又要成问题了”。

35岁的方芳来自四川，7年前经老乡介绍到北京“下水”成为性工作者，也就是坊间俗称的“坐台小姐”。

在北京市朝阳区，方芳和另外两名同行合租了一个两居室民宅。房间较为凌乱，散发着欧美人喜欢的浓厚香水味道。一个小茶几上，堆满了食物的包装袋和空烟盒，一个敞开的简易衣柜里挂满了四季交替的衣物。地板上散落着许多种款式的高跟鞋，她指着这些“家当”说，都是从秀水街淘来的，最贵不超过200元人民币。

在电视柜上方，挂着一张方芳抱着两个幼儿的照片，为阴暗的房间增添了不少暖意。“这是我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像我吧？五年前照的，今年她们已经上小学了，都在老家由父母照看。左边这个特淘气，右边这个很安静，真是对活宝贝。”说起孩子，方芳紧绷的脸颊上透露出一丝笑容。

“说实在的，做我们这一行的，谁都知道风险，但又有什么办法，没有钱就什么都做不了，搞钱才是最重要的。”方芳的梦想，是能让两个孩子读北京的小学、中学，未来还能考上大学，走一条干净的人生道路，不用像她这样活在阴暗之中。

像许多性工作者一样，方芳也很害怕自己被暴露在阳光下。她同意接受记者采访有一个前提——决不能透露她的姓名以及工作地点，否则再也不能在北京混了。就在采访中，方芳还多次打断记者的提问，不时怀疑地望着记者说：“你真的不会告诉警察我在哪里吧？”

在险境中行进

艾滋病随时侵袭

在受访的5名性工作者中，其中4名受到过性病的侵袭。“庆幸的是，没有‘中弹’的。”在北京后海工作的阿玉说。

阿玉口中的“中弹”，是指在提供性服务时，被传染上了艾滋病。与她们的幸运相比，周围的姐妹传出“中弹”的大有人在。

虽然身边不时有人染病，但“身不由己”，很多性工作者有着很深的无奈：“用安全套的，有时客人会偷偷拿掉。而自己就是一念之差，为了挣那点钱，以为能侥幸躲过，就随客人愿了”。

中国学者多数都认为，很多感染艾滋病的女性性工作者，对于防病的知识过于欠缺，以及抱着侥幸心理得过且过。更重要的是，官方在宣教上有缺位。

近年来，性传播在中国已经成为艾滋病传播的首要途径。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邓瑛说，2006年至2010年，北京市每年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中，经性传播所占比例从41.4%增至76.5%，据官方媒体的调查，暗娼坚持用安全套的不足4成。

有学者分析，不论是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还是传统道德，这些性工作者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但这个群体在相当长时间内仍会在社会上客观存在。她们既会受到警方的打击，又面临着艾滋病等疾病的严重威胁，这就使得性工作者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处在舆论、伦理、法律及现实的夹缝当中。

“说实在的，政府部门真的去对这些性工作者耐心地进行教育了吗？从来都是用鄙视的眼光去看这些群体，何时能心贴心地聊几句，也许在高危人群中防艾就不那么难了。”该学者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官员称，对性工作者的防病健康教育和扫黄之间的矛盾，全国都如此，但总的来说，扫黄硬，教育软。

他指出，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既不扫黄，也不教育，使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势加快。在无保护的性行为中，艾滋病病毒通过男传女的情况是女传男的17.5倍，社会对男性性道德约束的乏力，也让女性感染艾滋病有了太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