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100多位中国歌手同唱“We are ready”，向世界宣告“我们准备好了”。

　　一年后的9月6日，第十三届残奥会将在北京拉开帷幕。

　　北京，你准备好了吗？

　　北京：无障碍建设还要多补课

　　北京还应该更多地实践人文奥运的理念，无障碍建设上如何做到位、做充分就是考验之一

　　程纪勇拄着拐杖，吃力地走下又窄又陡的斜坡。这个斜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残联”）那栋小小的办公楼门口。

“我们自己的无障碍建设就不合格。”这位残联主席笑着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朝阳区作为残奥会主要场馆的集中地，任务和责任非常大。”

　　窗口行业面临接待难题

　　事实上，北京的“第一窗口”首都机场就很成问题。

　　“无论去香港还是台湾，一下飞机就有专门的服务公司的人员前来接机，并用轮椅送出机场。而首都机场只有几名办公室职员临时提供服务，到后来还只留下一个人，推轮椅的任务落在残联自己身上。”程纪勇感叹说：“残奥会有4000多名肢残运动员，那么多的需求没有专门的服务，怎么办？即使找大学生志愿者，没有专门的培训也不行，因为推轮椅是有很多技巧的工作。而北京各重要场所都还没有接待大量残障人士的思想准备。”

　　感到不便的还有聋哑人恒道福，这位朝阳区聋哑人协会主席用艰难的口语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手语培训很多，但没有真正落实。比如机场、银行等服务台都没有手语翻译。”这点程纪勇的感受也很深，作为北京市5000多名无障碍建设监督员之一，他曾在首都机场询问有无手语翻译员时，服务台接待人员表示没有，但可以马上去请，结果15分钟过去了也看不见人影。“国内手语翻译都找不到，国际手语翻译就更难找了。”

　　观念建设比硬件建设更重要

　　北京首都机场只是北京“无障碍”的一个障碍缩影，在普通场所，这样的问题更是司空见惯。

　　有一次，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李伟洪，和其他乘客一起站到站台下面以方便上车，结果公共汽车不规范地冲越了停靠线。“其他人都退到了站台，只有我看不见而没有动，这样就站在了非常危险的地方。”李伟洪不无感慨地说：“不光如此，细节做得很不到位，街上很少有帮助盲人过街的音响装置、公共建筑盲文标识更是奇缺。而盲道更是成了摆设。”

　　而在程纪勇看来，与无障碍硬件建设更需要重要的是观念建设。“很多民众认为残疾人只是极少部分。因此没必要投入那么大的资金进行无障碍建设。”

　　到2006年，中国有8300万残疾人，涉及7000多万户家庭。但是，“我国的无障碍建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补课，至今成绩仍不好。”朝阳区盲人协会主席张骥良说。

　　“英文中只有通用设计，没有残疾人设计。障碍建设事实上只应该是建设标准的底线。”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吕争鸣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那是因为无障碍建设惠及所有人，尤其是幼童和老年人。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超过1亿，其中相当一部分都行动不便都需要无障碍。“人人都会老，所以支持无障碍建设也就是为了自己的明天。”

　　立法不让无障碍成为摆设

　　尽管北京市早在2004年就出台了首部地方性法规《北京市无障碍建设和管理条例》，而《中国残疾人保障法》也正在修订中，但面对盲道被侵占被破坏等问题并没有对应的管理部门负责，也没有相关法规给予有效处罚。张骥良认为需要一部注重约束和处罚不当行为的法规。吕争鸣则认为：“北京奥运会有关科技奥运、绿色奥运的内容非常丰富，但对人文奥运的理念相对就实现得不够到位，尤其体现在无障碍建设上不到位。”

　　听说长城和故宫马上就要搞无障碍建设，程纪勇十分期待：“希望能依靠完善的设施和专业的服务早日登上长城。”

　　首尔：地铁里没人抢专座

　　盲道与电梯是有形的无障碍，对残疾人的宽容应该算是一种无形的更宝贵的无障碍

　　在首尔地铁里，一个年轻人大模大样地坐在残疾人及老年人专用座席上。　　

　　每个路过的人，差不多都会盯着他看两眼。终于，一个中年男人忍不住了，不客气地质问年轻人：“你为什么坐在这儿？”年轻人拉起裤管，入目的，赫然是一条合金小腿！

　　中年人的脸一瞬间涨红了，连连鞠躬说对不起。年轻人目光平静，微笑点头。尽管那个中年人有点性急，有点莽撞，但我心里还是对他满怀敬意。

　　道德与法律双重保障

　　刚来韩国时，我常惊奇，在地铁上，旁边明明没有残疾人或老年人，却也极少有人去坐他们的座席。甚至，我还看过这样的场景：上下班高峰时，乘客挤得前胸贴后背，可残疾人座席依然是空的。

　　经常空着的还有残疾人停车位，残疾人有能力开车的毕竟是少数，不管是在收费停车场，还是免费的停车场，在一个经常挤满了车辆的停车场上，你都会发现有些停车位地上，画有轮椅标志，那就是残疾人专用车位了。

　　道德压力之外，法律更重要。韩国在1997年和2005年通过了两部法律，《保障残疾人、老人及孕妇等方便出行的法律》及《交通弱者移动便利增进法》，规定相关部门有义务在公共建筑、交通车辆和各类道路上增加移动便利设施，改善残疾人出行环境。韩国所有的建筑正门都必须有坡道，否则，就是违法建筑。

　　科技与服务紧密结合

　　在首尔，感受最深的一点是，高科技在无障碍设施上的应用非常广泛。韩国有一种残疾人专用出租车：高顶篷，有轮椅升降机，由特种车服务中心统一调配管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实际上来自政府的统一补贴，因为除了节假日之外，这种出租车的生意不会太好。

　　如果坐公共汽车，有专门的车门自动倾斜板，可供轮椅上下。方便盲人乘车，报站非常准时，而聋哑人坐公交车，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是车内的电子显示板。

　　首尔的每个地铁站除了有直升电梯之外，换乘地铁时还有特种楼梯车助阵。这是一堆复杂的机械装置，有一个金属平台，停靠在楼梯扶手上。轮椅在平台上停好之后，按动一个按钮，机械就沿着扶手带动平台缓缓地上升了。“有点慢，但非常平稳，非常安全。”一位正在使用这种车的残疾朋友对笔者说。

　　首尔地铁是盲人乞讨的大本营，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背着小录音机，在车厢内缓慢地行走，从来没见有人驱赶过他们。一天下来，也会有相当的收入。如果说盲道与电梯是有形的无障碍，那么，这种对残疾人的宽容，应该算是一种无形的更宝贵的无障碍。

　　盲道何以变“忙道”

　　之所以盲道变“忙道”、盲道变“陷阱”，关键还是社会对盲人的关心不够，服务存在“盲点”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梁辉发自北京 “在日常生活中关爱盲人方面，中国人要向日本人学习”。

　　在天津市视障者日语培训学校做学生辅导工作的 殷栏，给《国际先驱导报》讲述了他在日本的一段亲身经历：一次，他从大阪返回东京，中间要转乘新干线。当他顺着盲道行走时，感人的一幕发生了：普通列车车站的一位工作人员马上迎了上来，热情询问，并执意要扶他到新干线站台。可能是因为工作身份的限制，她不能进入新干线的车站，她因此通知新干线车站的工作人员出来帮忙。那边马上有人出来，热情扶他登上新干线列车，并打电话叮嘱东京站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有人来接他下车……

　　日本的盲道很人性化

　　学校的李胜彦校长也告诉记者：“合理、人性化是日本盲人设施给他留下的印象。　　

　　在日本，凡是有盲人经常出入的地方，肯定有盲道，尤其是在盲人学校、地铁站、公交车站、过街马路等公共场所，不仅有多条盲道，而且有盲文提示和语音提示。”几乎所有电车和地铁车站等公共场所都设有盲人路线和电梯，电梯内有带盲文的按钮。

　　学校的创办者青木阳子女士，也是日本亚洲视障者教育协会会长。这位在天津生活了14年的日本盲人，对中日两国城市的盲人设施建设对比深有体会。

　　“别人告诉我，中国一些城市的盲道设施修得十分漂亮，颜色很明亮。”但阳子女士话锋一转说，然而，很多中国人可能并不清楚盲道的作用，经常在盲道上停放自行车或摩托车。一些盲人朋友会开玩笑说：“在中国，你千万不要走盲道，否则你非得栽跟头不可。”

　　中国“占道”现象很严重

　　只要市民留心，在人行道上大家都能看到一条铺有黄色地砖的直路，它并非装饰，而是专门为盲人使用的盲道。然而，盲道却常常成为一条不折不扣的“忙道”。

　　有媒体日前报道说，从北京四惠到东单之间10公里左右的盲道，被各种设备或杂物所占据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东单体育场正门摆起的花坛就不偏不倚地把盲道给堵住了。

　　对此，李胜彦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建设的很多盲道只是“摆设”，没有从盲人的真正需求来设计、考虑。比如说，盲道应该尽量铺成直线，但为了美观，一些盲道经常设计成弯道，并且与一些其他设施靠得过近，这很容易给盲人带来不便，甚至危险。“政府应该在盲人学校、民政局、残联、盲人按摩院等盲人经常出入的地方，铺设足够的盲道。”

　　让一颗心代替一双眼

　　除了这些“硬件”外，对比文前提到的日本人对待盲人的态度，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我们在尊重盲人等障碍人士的“软件”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

　　记者的一位盲人朋友曾表达过他的不满：在过马路斑马线时，由于走路速度慢，他经常会碰到司机大按汽车喇叭，甚至还开口大骂的情况。 看来，之所以盲道变“忙道”、盲道变“陷阱”，关键还是社会对盲人的关心不够，心态上存在“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