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下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会议还未开始，萨马兰奇就让秘书把几则电讯稿送给振梁看。萨马兰奇在电讯稿上写了“何”字，并在后面打上了个大惊叹号。振梁看了电讯后吃了一惊，原来是几家通讯社分别从悉尼和蒙特卡洛发出消息，说张百发于8月31日在北京接受了澳大利亚特别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采访。张说，如果因美国国会的阻挠而使北京申办失败，中国要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加以报复。振梁不相信张百发会在这个敏感时刻发表这种授人以柄的谈话，但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他又无法立即与代表团取得联系。

　　果然，执委会一开始，萨马兰奇就问振梁有没有抵制这回事，振梁毫不含糊地表示根本没有。萨马兰奇听后很高兴，立即让国际奥委会公共关系主任纳皮埃在当天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安排振梁讲话。

　　这天在蒙特卡洛，这件事马上被“哄”成了最大新闻。几家电视台一小时一次地播放“中国要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新闻，还播出了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的一些镜头来证明他们“言之有据”。西方几大通讯社一天几次地播发有关中国要抵制的消息，有的消息别有用心，说中国从来就把政治利益放在奥林匹克理想之上，以往就有过抵制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历史；说北京又在打政治牌，这次是想用抵制来“讹诈”国际奥委会以取得举办权。西方记者抓住所谓“抵制”问题，频频向我代表团发言人发难。

　　在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振梁对几百位记者开门见山地说明：“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目的，是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作贡献，促进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与世界和平。不论表决的结果如何，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作贡献的立场将始终不渝。”记者继续追问“中国是否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你对张百发的讲话有何评论”等。振梁先用法语回答：“我不知道张百发先生有这类谈话，有关他的讲话显属误译误传。我想指出的是，我是中国奥委会的主席，我再重复一遍，不论蒙特卡洛的表决结果如何，我们将参加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和亚特兰大奥运会。”他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穷追不舍的记者们终于不再提问。

　　事后了解，8月31日澳大利亚特别电视台采访张百发时，张百发曾对美国国会明目张胆地违反奥林匹克原则、干涉中国人民申办奥运会的权利表达了气愤的心情。他说，有一位美国朋友对他说，美国那样对付你们，你们完全有理由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张百发同澳大利亚电视台记者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美国进行报复，但我们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一贯支持奥林匹克运动。没有想到澳大利亚方面把这段讲话掐头去尾地加以制作之后，在蒙特卡洛表决前夕播出，并且把内容事先透露给西方各大通讯社。澳方的真实意图就是在临近表决之时，突然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使我们难以在短短的最后关头翻过身来。

　　北京当年申奥失败“一票之谜”

　　吴经国，祖籍苏州，1946年生于重庆，曾就读于台湾东海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建筑学院、利物浦大学。1988年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并担任台北奥委会副主席。他亲眼见证了中国申办奥运会从两票惜败到梦圆莫斯科的整个过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吴先生怀着强烈的民族情感，排除“台独”势力的干扰，两次投下赞成票，为北京申奥成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1　民族利益决定手中一票

　　自北京提出申办2000奥运会的决定后，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及秘书长魏纪中、副秘书长屠铭德，于1993年来到台北，并亲自前来拜会，希望能获得我的全力支持。那天何振梁来到我的办公室，岛内媒体蜂拥而至，将我与何振梁团团围住，他们希望知道我是否会支持北京。我深知这个答案的敏感度，心中早已盘算该有怎么样的回应。我向媒体的公开回答是：“我这一票的考量有两大因素，第一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第二是为了奥林匹克发展的利益。”环顾当时岛内政治环境的敏感、复杂，如果直接道出我所支持的对象，实非明智之举，而客观地提出我投出这一票的前提条件，自认不失为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好办法。

　　但私底下，我与何振梁曾就整个申办城市的票选与竞争态势做了相当完整的沟通和说明，我以客观身份向他全盘分析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不同投票行为；并建议我们两人应作不同的分工，共同努力让北京顺利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另一方面，台湾岛内却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来看待这起事件。岛内的一位商界领袖因为要开拓澳洲商机，曾经和澳大利亚总理会晤；澳方也积极通过这位商界领袖与政界的关系，希望促成台湾当局表态支持悉尼申办2000年奥运会。后来，我赴澳大利亚开会时，经由澳洲人士获得一项重要资讯，那就是一封由该商界领袖写给澳大利亚总理的信函，信中内容让人明显感受到当局对于北京申办奥运会的立场。

　　由于国际奥委会委员代表国际奥委会独立行使委员权利，我们的誓约当中最重要的一段话，即“不接受任何政治、宗教、种族与商业利益给予的压力”。换言之，我这一票必须本着良知，以自己最忠实的想法作最好的判断。因此，我虽然已经意识到当局对此事的态度，但我坚持谨守1988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时的誓词，并未因为当政者的意愿有所影响。

　　台湾当局也在9月初作出公开声明：“北京申办奥运会，台当局立场认为其所具备的条件并不成熟，可是投票是由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个人决定，当局会尊重他的权利与决定。”

　　2　难忘蒙特卡罗决战

　　1993年8月中旬，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湖进行氢弹试爆。8月下旬，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即在美国的主持、策动下，对中国人权问题发起抨击。形势和局面显然都不利于北京。

　　当年9月17日，我前往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决战地摩纳哥蒙特卡罗，出席该年的国际奥委会年会。当时5个申办城市代表和各国领袖云集，德国总理科尔、英国首相梅杰、土耳其女总理德米雷尔、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和中国副总理李岚清，都率领大批幕僚出席。每位国际奥委会委员都受到各申办城市代表的包围与游说，希望能够给予支持。

　　9月23日，决战的日子终于到来。全体国际奥委会委员依序进入会场，所有非委员以外的闲杂人等，全都必须离开会场。安全人员拿着精密电子仪器在会场各角落做地毯式的仔细搜索，目的就是要防止任何窃听、电子设备将消息传出场外，以确保选举过程绝不外泄。

　　由于会场内只剩下委员在场，发票、收票、计票等工作由委员们一手包办，由资历较浅的委员拿着投票箱走向各委员收票。按照国际奥委会百年来的传统，选票都是由委员以手写方式将所支持的城市名称写在空白选票上，而且每一轮的选票颜色都不一样，以作鉴别。一点都假不了。写完后再一一投人票箱中，并交由计票委员进行开票、计票工作。但是当年的投票方式已从2000年开始改为电子投票了。

　　3　痛惜北京两票败选

　　第一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以6票首先遭到淘汰，德国柏林在第二轮中败北，英国曼彻斯特在第三轮遭到淘汰。进入最后一轮决战前，斯威士兰籍委员突然以必须紧急赶回国内为由离场，原本在场的89名委员只剩下88名。投票结束后，由主持计票的塞内加尔籍委员穆拜将当选城市写在一张卡片上，并放入密封的信封中，交给萨马兰奇主席。全体委员在预先指定的时间全都步上戒护严密的巴士，集体离开会场，被载往最后宣布结果的小型体育馆中。

　　在这重要时刻，体育馆会场内5个城市所有代表和支持群众挤满会场。等大家都坐定后，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副主席陆续步上舞台，最后出场的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他从上衣口袋取出信封，当场撕开密封的信封。会场内鸦雀无声。当萨马兰奇念出“sydney”，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由澳大利亚悉尼中选后，台下数百名悉尼的支持者在座位上又跳又叫，齐声欢呼，相互拥抱，久久不能停歇。其他四个同场竞逐的城市的代表们则显得垂头丧气；尤其是北京的支持者，脸上凝重与沉痛的表情，与悉尼的兴高采烈形成强烈对比。

　　其实，我在最后一轮投票时，心中就有不祥的预感，北京这次极有可能会马失前蹄。在倒数第二轮曼彻斯特失利，无缘进入决选后，其支持者一定都会倒向同是英联邦成员的悉尼。果然，最后的票数是45票比43票，北京仅以两票的细微差距败北。

　　分析北京失利的主因，关键在于竞选末期，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对中国人权问题横加干涉，对北京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紧接着，联合国人权大会于日内瓦召开，中国人权问题再度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这一连串不寻常的动作，给北京申奥造成极大的困难。

　　4　双亲嘱咐与“一票之谜”

　　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已经事隔多年，随着北京重新投入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申办，我当年的“一票之谜”又被媒体当做话题炒作。其实，当年在票选结束后，为了给历史留下见证，我特别将选票上所写的“BElJING”字样记录下来，留待日后有一天关心我这张选票流向的历史学者能有机会检视这张选票，届时即可依据这张手写的字样得到证明。

　　我还记得在出发前，父母亲即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次投票，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中国人。”他们并未明说要我支持北京，但他们眼中的期待，我了然于胸。另外，选后一个月，收到何振梁主席的谢函，除对于我的支持表示谢意外，更谢谢我为北京拉了不少票。

　　此外，1999年盐湖城冬奥会贿赂丑闻发生后，澳大利亚的悉尼立即遭到是否在1993年的票选中有不当做法的质疑。当时澳洲奥委会主席柯慈当场向媒体坦承，在1993年9月22日蒙特卡罗票选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投票前夕，他曾以7万美金收买了非洲两个国家的委员；而它们原本是北京认为的两张“铁票”。这关键两票的流失让北京失去了奥运会主办权。柯慈的自白，终于为我的“一票之谜”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