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10月13日社论】本周确乎成了世界科技周。两件科技盛事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从10月8日开始，备受全球瞩目的2007年度诺贝尔奖次第揭晓——从生理学和医学奖到物理学奖、化学奖，每一项科学研究的背后都有一个讲不完的故事。

　　其次北京时间11日晚，展示世界最新科技水准的第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开幕，参展的中外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近700家，美国亦有9个州组团赴会并分别设立展区。

　　而有趣的则是，两项科技界盛事均以科学家们对“基因”的研究开场。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将今年第一个开奖的生理学和医学授予了在“基因靶向”技术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的美英三位科学家。评审会在颁奖的新闻公报中说：“从长远看，‘基因靶向’技术对人类在理解基因功能方面将带来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并且不断造福人类。”

　　在深圳高交会开幕的当天，中国对外宣布，由120余位科学家联手绘制的第一个完整的中国人基因组图谱（又称“炎黄一号”）已经完成，这也是第一个亚洲人全基因序列图谱。

　　这一项目的执行博士王俊乐观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可能人手一份“基因身份证”，里面记录了只属于你自己的遗传信息。特别是某些遗传病缺陷会被早发现早治疗，祖先的命运因此而不必在你身上重演。

　　科技的日新月异确实让普通人难以想象，而科技的广泛应用也让人类与之须臾不能分离，从国家与民族到企业和个人，科技已经开始左右着他们命运。可以说，是科技使现代人类文明变得更加璀璨夺目。

　　但是，科技带给人类的也并非全是福音，从大机器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到核技术对人类曾经的伤害和未来的威胁，从国家间科技情报战到企业借助新技术新发明牟取暴利，科技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世界各国政府以及资本大鳄对科技空前重视的今天，科学研究所面临的已不是支撑其发展的金钱、人力、技术等物质方面的问题，而是深刻的社会问题。

　　英国物理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曾在他的名著《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中指出，当代科学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从“学院科学”转变为“后学院科学”。也就是说，当代科学研究已与社会经济的联系更密切了，不仅受社会需要的推动，而且追求成果的应用以及实用价值。

　　长期以来，“不谋利精神”被认为是科学家的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希望且相信，科学家是“无私利”的，他们只“为科学而科学”，只是出于好奇心而从事科学研究。1937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将“祛利性”列为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引起科学界争论至今。

　　虽然在今天，“无私利性”依然被许多科学家奉为安身立命的圭臬，然而，科学探索的动机早已打破禁忌、五花八门，在国家需要、民生需要中，科技与企业、资本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科学家们也奔忙于“象牙塔”与市场之间，科技活动正愈益陷入“功利主义”的困惑与指责中。

　　另外，随着科学研究领域的扩大，科学家对生命密码的破解与复制，科技正如“轰塌中世纪城堡的火炮”那样，大有攻破“人类伦理道德的城池”之势，如B超技术与变性手术导致人为的性别选择，克隆技术潜伏的“乱伦”之祸，以及人为改变基因所引发的难以预估的社会问题等，均是未来科技发展所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难题。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技的总体水准目前还不高，对外技术的依赖性强，科研投入不多，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也不如人意，但中国科技同样不能回避世界科技所面临的来自社会规范的挑战。我们认为，科学家追求功利性并不一定是坏事。问题是社会如何规范人们的功利趋向。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社会问题对科研的侵蚀突出：

　　第一，科学家的自身道德自律问题：在全社会的浮躁风的影响下，中国科学家也难以置身其外，科技界不端行为和作风至今仍有蔓延趋势，弄虚作假行为时有所闻；

　　第二，科学研究的短期行为：科研工作受到出成果的沉重压力，结果是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在低水平的重复劳动，而未能将追求科学真知、造福社会、攀登科学高峰作为第一追求；

　　第三，科学成果转化的体制瓶颈：许多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在臃肿和僵化的现有体制下流失。

　　目前，中南海大力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理念，中国的科研活动正生机勃发、如火如荼，如何让科技在造福亿万子民的同时，将其负面效应缩减到最小，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消除各种影响中国科学进步的社会障碍，颇值北京当局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