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87岁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捧得诺贝尔文学奖， 西方国家再次成为诺奖的最大赢家。诺大中国，煌煌文明， 竟无一位本土科学家与作家染指该奖， 诚为中国人之痛。

　　屡屡与诺奖失之交臂，中国人难免滋生自大与自卑两种极端心理。自大者， 将无端漠视诺奖的存在，必致夜郎自大和画地为牢， 异化为“吃不着葡萄就说酸葡萄”的心理；自卑者，则对本我文明悲观失望，而生仰视西方文明的媚外心理。

　　学界不由自主地产生以诺奖为单向评价体系的简单思维。包括中国一些知名大学， 将盖大楼、修大门和引进诺奖得主作为业绩。某些学者也为接近诺奖而摒弃学术根本，急功近利地追求前沿学术， 试图以捷径方式得奖。上述等等，折射大陆在经济繁荣的大环境下，学界浮躁得很。

　　诺奖作为学术尊荣，属于软实力范畴，它虽然和硬实力有着趋势上的正比关系，但在某一时段未必合拍同步。“软实力”概念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的，中国引入这一概念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中国的软硬实力是不平衡的。中国虽是GDP意义上的全球第四大国和第三大贸易国，但最能代表学术水平的大学却一直徘徊于全球100位之后，作为学术至尊的诺奖远离中国也就顺理成章了。中国虽然属于科技大国，但顶尖的科技成果无一不是集中于国家领导体制下的产物，尚未向民间转化。这一进程，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完成。

　　纵观中国最权威的两院（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的经历， 不难看出， 拔尖者皆为耄耋之年，最年轻者也属于李政道和杨振宁那个时代的精英。体制桎梏下的科技精英们垂垂老矣，文革十年又造成人才断层，中生代在恶补世界先进科技的同时又经不住市场经济的诱惑。中国的科技精英们掌握的学术和诺奖的要求是不合辙的，因而很难零距离接触诺奖。

　　随着全民创新时代来临，随着政府在硬实力的托底下大力发展软实力，中国的新一代人才已逐渐进入和先进国家博弈的同一轨道。也正因如此，斯蒂芬·霍金和比尔·盖茨到中国大学讲演时，都认为中国在未来20年内会有诺奖得主出现。如果说科技领域的诺奖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是梦，那么中国人要摘得体现人文思想精髓的文学奖则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虽然文学奖难以摆脱意识形态色彩和地域文明的冲突，但文学作为人学的普世价值依然是灵魂。

　　伟大的作品是能够超越语言和国界，能够激起全人类的思想共鸣和审美通感的。譬如多丽丝·莱辛，作为左翼作者，始终紧跟时代，早期受苏联作家影响，后期则通过对妇女命运的描述反映社会生活。作为一个积极融入社会、甚至干预政治而又不注重个人名利的人，莱辛获奖是使命和责任积累的必然。所以，当中国作家埋怨文学奖评选上的双重标准和文化偏见时，更应该反思自身的文学创作是否具有打动全球的魅力。

　　考察当代中国文学现状，不难发现，“新时期文学”崛起的那代人鲜少有契合时代的作品问世，而且很多人已“不务正业”，如刘心武乱解《红楼梦》；“60后”作家用乞讨和复出为艺术做秀； “70后”作家被评论家讥讽为“一出生就老掉的一代”；“80后”则是网上活跃的快餐文化一族，要么陷入抄袭风波，要么尽恶搞之能事。因此，德国汉学家顾彬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错字风波成为文坛的最大讽刺，文坛在一片荒漠之下，出现了“小说死了”的哀叹。如此情势下，中国当代作家中哪一个具有诺奖的“命相”呢？

　　（作者系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