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10月29日四合院评论】在中共十七大闭幕之后，外界舆论所关注的仍在高层人事变动上。然而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谓“人事人事，既要关注人，还要关注事”，只有结合地看，才能更看得清楚中国。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28日表决通过了四项法案，其中包括并不引人瞩目但却是极具重要指向意义的《城乡规划法》——官方新华社对这部法律的评价是，“中国正在打破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上的规划管理制度，进入城乡一体规划时代”。

　　然而大陆官方媒体却没有强调最近数年来的一个明显的现象，即以广东为典型的南方多个省市都先后发生过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因当地发展规划和土地补偿纠纷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开发商甚至政府当局发生冲突。

　　上述现象通常被舆论归结是国家土地政策的瓶颈所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笔者由此想起了中国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写的那部薄薄的巨著《江村经济》，是什么样的、被称作工业经济、现代文明的东西，改变了1920年代的一个中国乡村？

　　中共的土地革命政策建立了新中国的基石，但在随后的国家发展布局中却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收紧了土地的开发与效用，并且更在户籍、住房、教育、福利、就业、医疗等民生制度都向城市配置倾斜，迅速提升了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效率。

　　然而工业化初级阶段的资源配置，却矫枉过正地抑制乡村发展、使二元结构造成的差异鸿沟日益扩大，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打工者涌入城市而造成更大的“乡村空洞化”——这个二元结构正日益成为中国大陆社会结构转型的最大障碍。

　　随着这部《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实施，已经运行18年的《城市规划法》和运行14年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即将废止，中国乡村发展终于入了“法眼”。

　　很明显，一种基于公平的改革的变化是在不断积累中的：从大陆多个省市尝试统一城乡户籍管理开始，全免农业税、在农村建立医保、乡村义务教育全免费等一系列动作正将乡村的地位重新抬高——中共不应该忘记早期的革命就从乡村开始燎原！

　　事实上，这部新的法律不只是纳入了乡村视野，更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