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6月30日非洲48个国家签署《科托努协定》起，非洲各国就摩拳擦掌等待着2007年12月31日到来。根据非洲各国和欧盟历次协商的结果，这一天是欧盟向非洲签约国全面开放关税、产品准入和服务等壁垒的最后期限。
然而，自去年以来，这一天的意义悄然起了变化：自欧洲-非洲峰会诞生以来， 欧盟一直不遗余力推进所谓的“平等伙伴关系”。按照这种“平等”原则，
欧盟各国不应单方面给非洲各国提供优惠税率、劳务市场开放等便利，
非洲各国也应给予相应的“回报”。为让这一原则得到切实落实，他们希望以“经济伙伴协定”（APE）李代桃僵， 取代“不合时宜”的旧优惠协议。
欧盟显然对此志在必得，
它们不仅在12月8日里斯本第二次欧非峰会开幕前，专门召开发展部长会议协商和统一立场，而且为APE划定了最后期限——同样是2007年12月31日，一些欧盟人士认为，若到期不签字，从2008年1月1日起，欧盟各国就自动中止此前给予非洲各国的一切优惠政策。
不过，欧盟的意图却遭到非洲各国强烈抵制。塞内加尔总统瓦德（Abdoulaye Wade）表示，所谓“平等伙伴”，
意味着“重回那种非洲对欧洲补贴产品不设防，自己却一无所获”的局面，因此他表示，不仅自己坚决不会在APE上签字，也将说服其它非洲国家效仿。而在此前后，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中非经济与财经共同体（CEMAC）等已纷纷表示，APE的签署应经过更长时间的相互协商，而不应由任何一方单方面划定所谓最后期限。
与某些中国分析家“欧非峰会的创立意在分非洲市场一杯羹”的断语相反，峰会也好，APE也罢，目的主要不在于“得”，而在于“弃”，在急于摆脱历史沿袭下来的非洲经济包袱，希望摆脱目前广种薄收、尾大不掉的麻烦，因为欧盟已不是世界的中心，承担不起扶植非洲经济与金融这样的奢侈品消费，但他们又不愿与非洲完全脱钩，正如欧盟经济学家比拉尔（San
Bilal）所言，欧盟与非洲的战略伙伴关系，是“欧盟全球战略格局的锁钥所在”， 也是欧盟扮演世界性角色不可或缺的一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匆匆推出APE，并迫不及待地强买强卖，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为达到推销目的，欧盟可谓绞尽脑汁：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高度评价APE，称此举将“令签约的非洲国家得以分享全球化红利”；欧盟还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不但分别和非洲各国接触，动员它们个别签字，还表示即使超过限期，也欢迎各国单独签约。
但这些招数显然都不好使：喀麦隆总统比亚（Paul
Biya）刚放话表示愿意考虑单独签约，就遭到CEMAC伙伴、甚至本国《杜阿拉信使报》“叛徒”的抨击，而曼德尔森本人甚至未被邀请参加此次峰会。
非洲国家指出，2000年科托努协定中许多对非优惠，欧盟各国一直推诿搪塞，迟迟不落实，如“非洲签约国在欧盟国家劳工享受与欧盟公民平等待遇”，至今只有西班牙一国作出过某些实质性推动，且“完全出于误会”，而对科托努协定形同虚设的最后期限，碰上对欧盟自身更有利的APE就突然变得灵敏无比，这自然让它们感到不公平。
欧盟各国希望在非洲少花钱、多得利，而非洲各国则希望得到欧盟更多的经济、金融和税务优惠，这一根本矛盾不调和，欧非峰会上围绕APE的欧洲－非洲争执，就不会是如某些非洲舆论所称“最后的斗争”，而只是又一轮漫长斗争的开始。
（作者系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学者，长期研究非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