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1月8日四合院评论】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在广州演讲时表示，在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至20%。如果高校降低学费，是让富人搭了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以解决寒门子弟上学的问题。

　　这位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曾来美国做访问学者、谙熟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的经济学人去年曾发表题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评论，引发网民的抨击甚至谩骂。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们“骇人听闻”的语录越来越多：“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洪水有利于经济建设”、“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这些言论无一例外地遭遇群情汹涌。

　　经济学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这些条件未必完全符合事实，甚至要在某种程度上抽离现实。而对于生活在现实中的百姓来说，只会觉得他们是“站着说话、腰不疼”、脱离现实。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正面临一场理想与现实的遭遇战——是按理想的市场环境建构经济模型，还是立足国情，充分考虑各种约束条件，提出可行方案？这或许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学家本人的意愿。

　　当今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与复杂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既包含着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也蕴藏着制度变迁的巨大张力。用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的话说，现代社会中，不是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里。

　　中国的市场化发展到今天，对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渴望远远超过以往。而如何从社会、法律、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审视“经济中国”，在普罗大众与政府官员们尚无思想准备时，经济学家们或许已经出发，并有了思考和探索。虽然其中的探索有失败，甚至超越实际，但这是每一位有良知的学人之使命。

　　就在茅先生抛出“涨学费帮穷人”言论前，有“吴市场”之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出版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再次引发人们对“法治覆盖经济领域”的期盼与关注。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缔造了经济的持续繁荣，而其至伟功绩则在于“让思想冲破牢笼”。对于那些为理想孜孜以求的学界精英，人们不妨多些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