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1月12日社论】刚进新年一个星期，中国经济左右犹疑——国际财经领域对2008年两大猜谜热点是：美国是否真会发生经济衰退、中国是否仍会以高增长带动世界经济。

　　然而在全球油价创出每桶100美元的历史新高下，中国总理却更关心百姓的柴米油盐。温家宝在本周三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保持物价稳定工作，作出修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决定。这不仅是过去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三次讨论物价问题，也更是中国政府自1993年以来首次实行价格干预措施。

　　市场气氛看来正变得日益紧张，股市上的各类流言也是甚嚣尘上。因为在此之前，随着中国股市、楼市、人民币汇率的不断走高，CPI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英文缩写也成了过去一年中文报章上最常出现的词汇，以至于从贩夫走卒的街谈巷议中都可听到：据说一些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号称“侃爷”）也都能将国际油价、猪肉紧缺、黄金储备、外汇增长、贸易顺差等等一堆数字编成惊人之语。更何况，这是一个中国的奥运之年！

　　中国在新年后启用的新版《劳动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新年前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纳税标准，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关于物价的合唱。由于对1988年中国各地疯狂抢购的场景很是难忘，有过体验的普通百姓虽然不了解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原理，但却能对市场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保持警惕：网上舆论最关注的选题是：涨工资、降物价。

　　有专家曾经认为中国央行在去年错过了最佳出手遏止通胀苗头的时机（周小川也曾暗示今年压力更大），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去年的宏观调控效果不彰，更有精英对于中国官方统计部门将物价上涨归结为“结构性因素”表示质疑……总之，从中外历史上看，涨价最初从来都是一个悄悄的进程，而在真正的转折点来临之前，那些发出通货膨胀警告的人并不会受到政府或社会的重视（或者说通胀并不必然指向经济崩溃，而且在经济博弈的现实中，过早的警告和迟缓的警告同样有害——制造恐慌或无所作为都是社会稳定的大敌）。

　　对于温家宝此次召集会议下达的控制物价动员令，敏感的媒体已注意到，尽管在《价格法》和《非常时期落实价格干预措施和紧急措施暂行办法》中都有规定：在突发公共事件、严重自然灾害、战争、通货膨胀等非常时期，当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有可能显著上涨，以至影响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之时，国务院或地方价格主管部门有权利采取干预措施，但15年来中国从未出台过如此高规格、大范围的价格干预政策。

　　海外舆论近来质疑以行政手段下猛药，会否奏效、会否重新走回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路？这样的质疑看来是人云亦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应对通货膨胀危机的经济策略，本来就有财政政策、货币调控、行政干预、法律手段这四种“药”，哪种药下得多了都是猛药——尽管经济学家一般视行政手段控制物价为不良作法（因其助长短缺、降低生产品质从而扭曲经济运行），但若能避免因经济严重衰退导致成本升高或在抵抗非常通货膨胀的情形之下，这种代价或许值得（即便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在1971年到1973年间用过此招）。

　　如今中国当局下令近期成品油、天然气、电力价格不得调整，供气、供水、供暖、城市公交等公用事业价格以及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不得提高，保持医疗服务价格稳定。政府此时出台临时价格干预措施，限制公共产品和生活必需品提价，缓解第一季度特别是春节前后的涨价压力，显然是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的。毕竟，对测量通货膨胀的时机以及决策出手进行干预的时机，都在考验着政府的应对重大事件的能力。

　　更复杂的因素或许还在后面：不同于二十年前的物价疯涨，今年的中国在国际和国内的市场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加入了全球化阵营的制造业格局、不断创造新需求的人民币升值、继续增长的国际贸易顺差、连创新高的石油能源价格、不平衡的地区发展程度刚刚进入协调、已初步建立起资本型经济框架、社会中层结构正出现重组和变迁……这还不算，中国还将在今年夏天迎来百年梦想奥运会。

　　当然，行政干预不是万灵丹。尽快营建一个能够应对全球经济风险的金融大格局体系，无论是对控制国际风险还是抑制国内通胀，对中国来说都已变得十分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