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的文明

　　1976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变得无所不在。但是对中国来说，日本仍是最熟悉的陌生国。中国的新兴阶级很容易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与美国人达成沟通，但与日本人的交往却不顺畅。

　　“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比较相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萍曾对媒体说，“实际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似程度远远低于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相似程度。中国和日本的相似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对此，时尚杂志《安25ans》的主编宋娟很有共鸣:“我们跟美国人挺像的，好沟通，日本人跟中国人特别不一样。”

　　宋娟尽力给员工们灌输曾令自己在过去7年中受益匪浅的日本工作方式。她推广各种强调细节的流程表、计划、操作规范，甚至到了自己都觉得琐碎和麻烦的程度，杂志运行由此形成了值得欣喜的秩序。不过，当她每隔两个月去日本拍摄一次杂志封面时，则无法回避中日交流中最困难的一面。《安25ans》在日本时尚工业中雇用人手。“可是我永远没有当老板的感觉，”宋娟说，“与日本人打交道，有时会气得半死。”

　　今年1月，在日本的“井井有条”的拍摄现场——在国内则将是“混乱不堪”的——她第一时间挑选了照片。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当她回国后要求更换一张时，出人意料地，一向表现得谦恭有礼的日本摄影师被激怒了，拒绝更换，质问她为何不讲信用，并表示不再合作。

　　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被区别对待。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与日本也被划作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

　　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更多地意味着潜在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在日本国内，皮卡丘形象版权价值每年高达1000亿日元。2006年，日本的动漫产业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2兆多日元，占日本GDP的十个百分点以上，已经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如果中国少年购买《皮卡丘》正版游戏软件的比率与日本持平，那么它在中国的销售量就会达到惊人的1500万套。对于日本文化产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终将达到国际水准的中国将是一个不穷尽的金矿。

　　可是中国动漫界能不能取得像日本一样的成就呢？这是普通年轻人刘靖瑶也明白的道理:“我们跟日本人不一样。”

　　“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

　　日本社会是稳定的，中国则在急遽变化。仅仅在三十多年前，情况还恰恰相反，当时日本充满朝气，中国则沉落到死寂之中。十几年来，日本人心目中的新英雄总是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继承者:不知二战已经结束而在菲律宾丛林中坚持游击30年的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保险推销女王柴田和子和一匹名叫乌拉拉的屡败屡战的赛马，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回事。而中国英雄则是张朝阳、春树、李宇春，他们完全不同，惟一的共同点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里取得了成功。

　　在现代化之旅中，中国的旅行箱中装着什么？恰如小野千重子所言，日本人该如何理解今日中国？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远远不如它们1970年代在欧美发展得那么顺畅。从1992年八佰伴百货进驻上海浦东开始，日本零售商大批进入中国。伊藤洋华堂、永旺、伊势丹、三越等均在1996年前后渡海试水，但十年来，以八佰伴的破产为标志，日本零售商的中国冒险并不成功。巅峰时期，伊都锦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和百货商店达到26家之多，但到了2007年8月，伊都锦商厦在青岛的门店正式闭店，伊都锦随后结束在华全部百货业务。更早些时候，在日资格外青睐的上海，日本零售业巨头伊藤忠株式会社参与投资的和之百货开业不到半年便停业调整。

　　日企固然在中国获得利润与发展，比较起来却远不如欧美公司生气勃勃。中科院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当待遇相当的条件下，在日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更倾向于选择欧美企业——中国的年轻人愿意像欧美人那样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挥潜力，而不愿像日本同事那样忠诚、信义地接受终身雇佣。

　　在大学里，一般学生们对谷歌中国、微软中国的商业领袖的名字如数家珍，可是索尼在中国的头儿，是谁呢？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个得到美国网络公司的搜索引擎上去查一查才行。

　　与美国企业在中国顺风顺水甚至时常获得道义上的肯定相比，最近8年来，日本企业多次陷入了泥沼。2000年后，东芝笔记本事件、三菱帕杰罗事件、丰田霸道广告事件等几次日企危机，引发了媒体的大量批评。从日本人珠海集体嫖妓事件到三菱东京UFJ深圳支行一日籍科长殴打中国籍部下事件，一次又一次，历史问题微妙地总是会折射到日企与中国民众的关系上面。

　　马立诚在2002年发表《对日新思维》，立刻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攻击”，网民们称其为“汉奸”，甚至将其文章与汪精卫1938年的《艳电》并列。有人把辱骂的话写在寄来的信封上，“让沿途的人看”。作者的地址被公布出来。一个被他认为“恶搞”的行动是，有人在网上造出了一个凤凰卫视的播出画面，屏幕上女主播在播报新闻，下方则添加了一条滚动字幕:“本台评论员马立诚今日在香港中环被爱国青年痛殴。”

　　在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的“融冰之旅”后，马立诚才感觉到“受到的攻击明显减轻”。

　　2004年和2005年，反日情绪正炽，2005年4月导致了上海、北京等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

　　中国A，一个理智的、受过较好的教育的中间阶层以上人群反对这种行动，至少反对其行为方式，但是中国B，另外一个人群，数量庞大而且躁动，冲动行事并一时独揽了国家的形象。

　　日本A，了解中国的极小人群，清楚中国社会的这种分别，但是日本B，绝大多数日本人，习惯于把所有中国人都看作是一个人，反之亦然。上海反日示威的次日，拥有16000名会员的日本新一代企业家团体“青年会议所”发布了一个紧急调查结果，数据表明有74%日本企业家对中国“反日情绪”感到不安。

　　“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正是近年来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对于中国社会能否可靠运转，日本各界充满了不信任感。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由此带上了奇怪的色彩。欧美的化妆品公司会给中国记者留下很大的采访空间，可是资生堂公司公关部的工作人员会在采访之前就与记者沟通采访方案，事后又要做勤勉的交流。花王公司在今年年初就筹办媒体见面会，可是5个月后仍未召开。对日本企业来说，谨慎再谨慎，是在中国做事的第一要义。

　　在北京，吉野家餐厅的餐桌上一度多了一个塑料标牌:北京吉野家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的著名品牌。这是真的吗？这家供应牛肉饭和糖渍姜片的企业在日本开有一千多家餐厅，是货真价实的日企。吉野家北京公司公关部的一位女孩不接受采访，她说:“这也可以理解吧？”

　　变化，变化

　　中国与日本的相互交流从来就不是容易的。20世纪上半叶最反对日本的中国人，恰恰是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在一生当中，鲁迅最后访问的是一个日本青年的家，最后的墨迹是一张用日文写的便条，最先赶到他临终的床前的又是三个日本人，他却从来没有留下任何一篇专门论述日本的文章。周作人喜欢日本，却仍在《日本管窥之四》谴责日本人。成仿吾留日11年，却在他关于日本的惟一的一篇文章《东京》中令人惊骇地说:“假使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和火灾。”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曾经是一个扭曲的幻像。山口百惠的电视剧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人们能够“了解”到的日本人只是抗日故事电影中愚蠢可笑的“猪头小队长”。在1980年代的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中，只有凭借阴谋，无能的日本人才能摧毁中华英雄。更早的20世纪初，作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平江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对日本的诋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即便“嫖遍日本女人”这样的说法也只是其中之一。

　　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35年来致力于中日民众间的交流，不过要取得成效，看上去还需要更久的时间。

　　棋手聂卫平去过七十多次日本，有众多的日本朋友，喜欢日本饮食，一次吃5盘生鱼片，对日本“有特殊的感情”。他不赞成反日 游行，但是他至今无法原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那是滔天罪行”。当他的儿子孔令文娶了小林清芽时，即便儿媳的父亲是他的老友日本棋手小林觉，他仍然说:“可惜娶的不是中国媳妇。”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是，家里的两个亲人死于日军之手。

　　两国试图沟通彼此的立场。2006年11月，中日外长在APEC会议上确定，各派10名学者进行两国历史共同研究。不过有美国学者对此并不乐观:中国的有官方色彩的学者与日本的有右翼色彩学者坐在一起难免话不投机。

　　如今，情况又一次转好。今年5月4日，胡锦涛在出发访日前接受了日本16家驻京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在采访中，这位很少给外国记者采访机会的、严格控制自己公众形象的领导人提及了当年访日时的往事。

　　《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报道了这一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全篇报道中没有提起“以史为鉴”。

　　向前看，有可能又一次成为主流思路。在政治改革层面亦是如此。早在1980年代，中国就有学者关注到日本的政治模式。在日本，从1955年起，53年中只有1993-1996年的3年间例外，其他时间都是由自民党执政。马立诚说，日本政治的特点是，一、一党长期执政下的多党格局；二、执政党内部分成派系。中国学者考虑借鉴日本模式，以为蓝本，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在中国，对日本政党政治的研究远非显学，可是出版的图书已经不下十余种。

　　在北京，人们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忙碌数倍不止；在东京，女孩们人手一只法国皮包。中日两国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不，两国都是在与遥远的西方交媾，恰是这一点上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性。最终，恰如两国的人们要交谈就往往要使用英语一样，西方文明准则才是解开中日关系之锁的钥匙。

　　于是一切都又回到多年以前的主题了:变化，以及如何变化。中日关系的“暖春”又有了回归1980年代的征兆。最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在中国国内。历史又一次回到了孙中山改变中国时的起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同样地，再次回到了胡耀邦思路的原点。

　　“要从全局和长远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演讲说:“眼光放长，达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