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过一篇回忆当年参加高考的文章。该文的字里行间道出了当年参加高考的种种艰辛和磨难，写作时更不禁“心潮澎湃”，对自己有幸搭上了这班中国历史上最拥挤、竞争最激烈的“科举”列车充满了成就感。
自那以后，又是十年过去了。十年可以使人体会到很多东西。在国内，历经“三十年河东”的磨砺、“三十年河西”的轮回后，三十年前1977级的大学生们当年作为“十年人才断层”后第一批合格出炉的精英，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如今许多人都进入了中国各级政府或学术机构的中高层。
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共四十个人，在国内据说大都“混得不错”，只有我仍是一介“海外平民”，没有干出些“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在从事的工作也不是当初本科所学的专业。
可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曾吃尽苦头，拼了命也要考上大学，如今却“学非所用”，仍是“一介平民”。
“高考誓言”激励“洋插队”
我本属资质中上者，也不是个非常自觉勤奋、有目的地学习的学生。但1977级的大学生们绝大多数都是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佼佼者。
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充斥在每一个角落的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我在大学的四年里不仅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掌握了初、高中时无法掌握的自学方法，更重要的是养成了一种在学习上自我督促的习惯、自觉学习的精神；这种方法、习惯和精神对我在美国成功转换专业、迅速适应充满未知和挑战的美国职场、终生不懈地学习颇有助益。
最重要的是，有幸成为1977级的大学生给了我终生受益不尽的自信心和面对困难、逆境的勇气。
我在异国他乡漂泊、“洋插队”多年，身处逆境的时间大大多于身处顺境的时间，吃苦远多于享福。在美国读研究生时，我有时白天要打两份工，还要上课，到了晚上精疲力竭时才有时间坐下来复习功课。
这时我往往会想：大学毕业已经十年多了，还要重返校园，学陌生的专业，啃一本本仿佛永远也啃不完、由无数不熟悉的洋字码成的大部头的书。
更令人沮丧的是，我再也不复当年上大学本科时的非凡记忆力和理解力，学习效果常常比年龄小我一轮的同学事倍功半。与身在国内的大学同学相比，我的人生好像比黄连还苦。
后来，我偶然翻阅一本发黄的旧笔记本，从中掉出了我1977年高考的准考证。照片上昔日的我正对着当时的我微笑。
翻看着准考证背面当年写的“高考誓言”，我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千军万马涌入考场的情景。当年的我能从中脱颖而出，为什么今天的我就不能再“背水一战”？谁也没有比谁多长出一个脑袋。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我最终顺利毕业，继而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77级：光环也是压力
有幸成为1977级的大学生既给了我光环，也给了我无形的压力，甚至当我身在国外也不能例外。
世纪之交时，美国的高科技泡沫似乎在一夕间破裂，股市狂跌，成千上万曾被人视为“皇冠上的明珠”的高科技公司立刻开始炒人，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我这类来自外国的“高级蓝白领”（或“本土白领之下的外国高级蓝领”）。
为了生计，我曾去一家华人开的小电脑公司工作。当一位刚出国不久、同为华人的同事知道我是1977级的大学生时，他的眼中流露出复杂的眼神：“我们（国内）大学的77级毕业生都已经是教授、系主任了……”言外之意是不言而喻的：你在国外混得实在不怎么的。
我无言以对。
国外不同于国内，国外是个能上能下的社会，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开出租车的也不稀罕，没有人会看不起你。
在国外的环境里，我只能尽我所能做到最好的。抱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人生态度去生活，更快乐。
“海外平民”无悔出国
身为曾经奇货可居、与“官本位”有千丝万缕关联的1977级的大学本科生，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在离开中国出外闯荡多年后，如今仍是“一介平民”。
我出国闯荡的勇气是当年班上的许多同学没有的。因为我生性不善于做官，我的性格更不善于在尔虞我诈、言不由衷、逢迎拍马的官场摸爬滚打。我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我向往在一个不那么急功近利的社会生存。
最后还有两句题外话。近年来，国内取消高考的呼声不绝于耳，因为以分数为唯一准则的现行高考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为了准备高考，从小学生起就饱受考分的重压，小小年纪就苦不堪言。
确实，现行的高考制度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被严重扭曲，亟待改革，但高考在现阶段决不能取消。中国老百姓中早就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高考面前人人平等，癌症面前人人平等”，它反应了老百姓对和谐、平等社会的殷殷期盼，也说明高考是社会稳定的一大基石。
倘若不能保证受教育权利的公平，中国的大学学术水平几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中国还有什么辉煌的未来？望决策高层慎重对待高考制度的改革。
作者：周铿
（编辑：刘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