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高考，是中国10年文革后回复考试制度的第一次高考。由于积累了10年的考生，因此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既是史无前例，又是空前绝后。当时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参加了这次考试。但是录取率之低，也是历史之最。全国总计录取本科生和专科生27万，录取比例为4.74%。因此这次高考的竞争是相当的激烈。本人当时是水利工地的一名工人，参加了这次高考，并考取了北京清华大学，也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1977年秋季，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中国正处于结束文革的恢复期。突然传来一个消息，那就是要恢复高考，取消了实行多年的推荐上大学制度。这个消息在当时对相当多的人具有震撼性，因为文革10年整个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很多人对知识失去了兴趣，对于上大学更是不抱希望。那时的上大学已经不是一种通过考试竞争能实现的，而是需要单位的推荐，这样一来就使得很多优秀青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1973年，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和父母亲来到了甘肃的一个水电站工地，我当时读高二，由于工地的学校没有高中，只好中断了学业。当时正是上山下乡的高潮阶段，但我是父母亲身旁唯一的子女，因此按照规定可以留城。1974年一直在等待分配，这段期间曾经当过描图员，还在中学当过初中的物理老师。

　　过去我生活的环境，很少有知识分子，而这个时期，我和我的家庭接触了不少知识分子。因为建设工地有很多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我父亲对我原来的期望是希望我能够当一名工人，和知识分子接触多了，我的父亲开始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工程师。父亲的感情很朴素，他发现知识分子尽管是“臭老九”，但是犹如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我父亲说，你看看人家张工程师，知识分子，没参加过革命，但是工资比我们这些老革命高多了，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从小我母亲对我的期望就是能够上大学，这个时候虽然没有了高考，但是我母亲还是希望我能先完成高中学业，为将来能上大学做好准备。于是我母亲为我找了两位老师，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我辅导。因为我父母亲毕竟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其中一位老师是陈老师，40年代末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地质工程师，当时在中学教物理。他开始有系统地辅导我高三的数理化。这期间我被招工当了一名电工，利用将近三年的业余时间，我自修了高三的数理化课程和复习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数理化课程。因为文革的原因，我初中和高中的课程也没有好好学。这段时间，我光是数学练习题做了3千多道，并编写了一份数学方面的自修总结大纲。

　　因此，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对于我已经是准备了3年。我当时并不准备报考清华大学，因为清华大学在我的心目中太神圣了，觉得像我这种人是不可能考取的。但是陈老师希望我报考清华大学，否则他认为白费了他三年的辅导。在他的鼓励下，我报考了清华大学。但是我也清楚的知道，要想能够从高考中胜出，并能被清华大学录取，我必须要击败两个95％。第一个95％就是100个考生中，我必须击败95个竞争对手才有可能被大学或者专科录取；第二个95％就是100个被录取的考生中，我必须击败95个竞争对手才有可能被清华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录取。

　　高考开始了，我所在的工地远离考场，我只好住宿在考场附近的朋友家。我们单位一共5人报考，我是年龄最小的，当时20岁。最大的一位已经30好几，这位老兄当时参加高考的目的很简单，他的一只眼睛是假眼，为此找不到对象，希望上了大学之后，能够找到一个对象。当时考题由各省自行出题，考四门功课，数学、物理和化学、政治、语文。陈老师说，政治和语文是无法复习的，因为那时的政治课和语文课都非常政治化，陈老师说多看看报纸就行了。

　　考试结果，我的数学考了99分，理化86分，语文62分，政治60分。这个考分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上了分数线的，被通知去检查身体。我们工地的五个人都得到了通知，于是结伴前往医院检查身体。我的眼睛不好，从小发高烧引起视网膜布满血丝，严重影响左眼的视力，仅为0.2。根本看不清楚E的朝向，为此我找了一张视力表，把E的朝向背了下来，当大夫指着视力表上的E时，我就问“你指的是第几个？”，大夫说“第3个”，我马上给出了正确的答案。结果左眼视力“提高”到了1.2。

　　体检过后不久，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们五个人全部被录取了。我考上了清华大学，一位上了兰州大学，一位成都地质学院，一位甘肃工业大学，一位甘肃天水师范专科学院。因为我们工地的高考率是百分之百，还获得了当地教育局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