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恢复高考三十年的纪念日。三十年，恍若隔世，又如眼前。记忆的长河蜿蜒穿行，忽隐忽现，模糊时扑朔迷离，清晰时历历在目。在"中国恢复高考三十年征文"的缘起介绍中，组织者开篇明意："恢复高考，给'失落的一代'命运以转机。数百万青年由此而改变了人生，中国也由此恢复了对知识和科学的尊重。"面对这段文字，我感慨万千，思潮起伏，一时难以自己。
我的命运是什么？我的命运又是如何改变的呢？
三十三年前，我去苏北一个农场插队劳动。那是一个知青点，有五十多个知青。对于我而言，插队即意味着终身"面朝黄土背朝天"，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一个右派子女。时过境迁，现在的人在"右派"的字眼里再也读不出人格的低下和屈辱了，甚至还有点引以为荣的自豪（因为连朱榕基总理都曾是右派）。可在当时，右派子女象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什么理想前途，压跟都没敢在心里揾热过，唯一的念头就是拼命干活，积极表现，以便在最后一个招工名额没人要时能落在我的头上。那时年青，不知道藏力，只知下死命地干，哪儿脏哪儿累往哪儿跑。庄里有个中年农民，很壮实，紫红宽脸，忠厚老实，也是专拣脏活重活干，无论我到哪儿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干起来一人能顶好几个，并且从无怨言，任劳任怨。他的吃苦耐劳精神曾赢得过我的敬重和佩服，甚至还傻傻地想过：接受这样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真的很有必要。后来，当我知道他是这个庄里唯一一家富农子女时，心里那点精神支柱一下崩塌了，灰暗到了极点。让我知道他的身份的人告诉我：什么专拣脏活重活干？不干行吗？告诉你，只要没人愿意干的活都会派给他！
那年，高考制度的改革一广播，所有的知青全傻了，大家回味回味便"轰"的一声散了，全回城复习功课去了。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哪敢未经请假擅自离开？心里的忌讳是即使考好了又怎么样，政审一关过不了也还是白搭！因此，当时我是唯一一个既报名考试又没离开农场的知青。十月，正是抢收抢种的季节，一下跑掉了那么多知青，老场长气的直骂娘，把一肚子的火全撒在了我的身上。大会上，他指桑骂槐乱骂一气，散了会，就把我指使得乱转，一刻都不得停下。白天，我在果园里采果子、送冬肥。晚上，场长还要把我派到社场上脱粒、打场、收水稻，称之为双抢，挑灯夜战。人累极了，趁着拖拉机压场的空儿扶着扫把、掀把打会盹儿，压完场，拖拉机一走，接着起场、扬场。即使在那种状况下，我还是抓紧点滴空闲偷偷看书（还是要躲着点场长，少激惹他，也少听点热潮冷讽）。那时，我在马场里有张床，离社场很近，于是，歇歇的时候我便跑回去，点着灯在蚊帐里看书，听到社场上有了动静再跑过去接着干活。实在睏极了，看着书就睡着了。一次，灯翻了，烧了半个蚊帐，还差点引起了火灾。最不能忍受的是在大考临近的时候，场长竟派我到几百里外的一个水利工地上去收大粪。虽只有几百里地，可那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没有专车接送，几天都赶不回来。这一次，我爆发了插队以来第一次的反抗。俗话说，兔子急了都咬人。场长见我一反常态，青筋都爆了起来，打量了我一会儿，也破天荒的软了一回，答应我考完之后再去。
"冥冥之中有天助"。我虽不认命，但也不得不信命。那次大考，数学超出意料的难，许多考生都被考懵了，我也面对难解之题抓耳挠腮。最后一题是二十分，我总觉得面熟，好象在哪儿见过，可又一时想不起。心急火燎中忽然想起一次去城里替农场办事，站在教室的窗外听了二十分钟的辅导课，老师讲得就是这一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题救了我的命，二十分哪！我从云云众生中脱颖而出，金榜题名。
我永远忘不了在河工工地上度过的那段时日。那是我的人生最低潮，也是我人生黎明前的黑暗。当希望就要来临的时候，内心的苦闷、孤独和压抑却达到了难以承受的极限。白天，我守在堤沿上，望着满河床如大雨前蚁群一样忙碌的人们，思索着人生，想象着未来，心头茫然一片。晚上，躺在茅棚的草窝里，听着北风在尖啸打滚，小窝棚如同风雨飘摇的小舟，任何一个浪头都会将它葬身大海。多年之后，当我在美国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这段生活。绝望中的心灵肯定会碰撞出共鸣的火花，可惜我当时根本没机会接触到贝多芬的这部名曲。有天晚上，我实在耐不住寂寞了，于是就想到了死，觉得没有希望的活着实在是不如去死！我爬起来，走出窝棚，走进漆黑的夜幕。那天不仅刮着风，还下着雨。凄风苦雨，寒风冷冽，我全然不顾，漫无目的地走着。事后我一直顽固地以为，那晚，如果我面前真的有大海的话，我肯定会义无反顾地走进去，溶入大海，回归自然。贝多芬那走过死亡而迸发出的对命运的挑战，无论谁听了都会为之震撼，都会激发出对命运不平的抗争，我又何尝不是如此？那天晚上，我在极度疲劳和寒冷之中又走回了那个小窝棚。不知怎的，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就这么死了。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就那么死了，不仅是窝囊，而且是懦弱！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父母。我一直奇怪我对死亡的审视和挣扎怎么会跟贝多芬的经历类似，是否就是一种殊途同归呢？
值得庆幸的是我很幸运，第一次高考便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在纪念高考改制三十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命运问题。说到命运，实际上在西方的语汇里要丰富得多。Fatality是一种带有宿命或带有意外灾难性的命运；Doom是一种带有劫数和毁灭意味的命运；Destiny是一种带有神旨和天意不可违的命运；Weird是一种超自然或是一种带有奇妙意味的命运；Fortune是一种带有运气的命运；Cup是一种带有奖励性质的命运；而Portion则是一种带有应得的一种命运，比如财产、嫁妆等等。不管这种语汇是何等丰富，我们所讨论的不外是那种意外灾难或事故带给人的打击，也就是Fatality和Doom。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命运还必须分为可争和不可争两种。疾病、事故等意外灾难带给个人的打击属于可争命运，而生存大环境的改变则属于不可争命运，如政治运动、战争、地震、海啸等。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的"右派"问题得以平反。当我读到母亲被打成右派的两条言论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夺眶而涌。那页纸上写着"一、说政治部主任的爱人提干是看首长的面子是反对党的领导；二、说物价上涨实际上就是工资降低是反对社会主义。"天哪！这如同儿戏般的一指文字竟这样断送了一个人的青春和前途，给她的家庭带来了几十年难以置信的精神上的折磨和生存权利的剥夺。想母亲十七岁就背叛家庭，缀学追随党，参加了革命，想不到到头来竟落了个这样的下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平反之后，母亲放弃了物质赔偿和重回省委机关的机会，就在她工作了几十年的学校里离了休。起初，兄弟们都埋怨她不跟我们商量，许多年后我才理解了母亲的心情。对于背了二十年黑锅、受了二十年委屈的她，还了一个清白已足以慰籍、已别无它想，可见这种折磨是多么残酷！母亲这样的命运就是不可争命运，超出了个人抗争的能力范围。
在评价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时，大多围绕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祖国繁荣昌盛。我以为，在改革开放中，所有的举措莫大于高考改革，因为它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开始。从此以后，一茬接一茬的学人走出学校，奔赴各行各业，推动着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蓬勃发展、日新月异。去年回国，和老同学们聚会，大家人人事业有成，个个意气风发。他们中有各级领导、有学科带头人、还有大企业家。试想，没有邓小平带来的改革开放能有这些人的成就吗？难道只有我们这代人聪明能干？从这个角度探讨，高考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改变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其次才是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也由此可见，国家民族的命运是和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个人要想有自己的好运，就必须首先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国家强盛了，大环境好了，个人的才能才有发挥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