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尤其是在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众多企业已经被折腾得“瘫痪”，非常需要像何光远这样有管理经验的干才去收拾一个个这样的“烂摊子”。1977年，何光远“临危受命”到长春拖拉机厂，拯救这家几乎崩溃的农机企业。

　　何光远清楚地记得，1977年的一个星期四，一个刚刚参加完“工业学大庆”现场会的领导学习团到一汽来参观。参观过程中，陪同的吉林省省委书记王恩茂问时任一机部部长周子健，长春拖拉机厂现在情况很不好，派系斗争非常严重，生产秩序混乱，能不能从部里派个领导过去整顿工作。周子健马上指着何光远说：“叫何光远去。”

　　长春拖拉机厂一直是仅次于洛阳拖拉机厂的全国第二大拖拉机生产企业。何光远回忆，他上任长拖革委会主任时，工人思想混乱，无心工作；油桶倒在地上没人管，油流得满地都是；拖拉机轮胎四处乱扔，长春南湖里满是作为救生圈用的轮胎，都是从工厂里偷出去的。

　　到长拖后，何光远开始抓整顿抓管理。为支持何光远的工作，省委书记王恩茂决定每周六到长拖劳动一天。为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原一汽标准件分厂厂长牛振海也被调来与何光远搭档，在一汽时，牛振海因为办事雷厉风行、敢抓敢管，人称“牛魔王”。在两人的一起努力下，通过半年整顿，生产秩序基本稳定下来。一年以后，长拖的生产和管理变得井井有条。“何管理”的绰号也由此被长拖员工叫开了。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两年，不仅是长拖员工对于企业变革和引入西方管理经验后带来的积极变化感到兴奋，政府也希望把在局部取得的成效变成普遍的经验。何光远在长拖的第二年，就被调任长春市任常务副市长。但何光远还没有理清楚新岗位的工作头绪，就又升任国家农机部副部长，自此走上领导整个行业抓改革、求发展的道路。

　　放松管制与“一刀切”

　　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对于中国众多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期间虽几经反复，但总体趋势是政府逐步放权，企业逐步下放地方，企业自身拥有了更多的生产权、经营权和内部管理权。

　　而机械制造业1984年开始的企业改革，也成为国家整体经济改革中的“试验田”。当时的何光远是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84年8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对机械工业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会议认为：现行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和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影响机械工业的发展，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并为整个工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提供经验。会议提出：工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从根本上解决条块分割问题，打破地区、部门界限。

　　在国务院各部委中，机械工业部也是最早对原有“条条”集中管理的体制进行改革的部委。部属62个企业和省属332个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于1985年5月下放地方，并允许各部门、各种所有制成分进入产业，打破行业壁垒，实行开放式行业管理。

　　何光远对记者回忆说：“最初的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确立企业为市场主体的改革目标上是没有问题的，从改革的成效上看，也确实刺激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但在操作上却存在‘一刀切’的问题。”

　　何光远认为，机械行业那些排头兵企业几乎一下子全部下放到地方，“当初没有细分改革步骤和目标，没有充分考虑到一部分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制造企业和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下放后对长远造成的负面影响”。

　　他举例说，比如一重、二重等大型基础装备企业，下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根本没有管理这样大型企业的经验和能力，而企业自己也难以一下子从传统体制下“蜕变”，遇到问题，仍只能去找政府，但有些问题地方政府根本没能力解决，而由于下放，机械工业部和省里也不再“喂奶”给企业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改革的成效并没有显现出来。中国机械全行业出现了普遍亏损。“现在回头看，当初的改革走得太快了。”何光远说，“政企分开和企业下放的方向是对的，但配套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跟上，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也还是个模糊的概念，‘一刀切’就把所有企业下放，肯定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