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目标和理想是需要被创造的，绝非本来就有的。这是现代与古代的一个区别。古代社会的标准是“周礼”、“大同”这样的传统，传统定义了目标和理想，不需要改变，人们根据传统就知道想要什么。而现代性则是反传统，因此不断需要创造所谓“更新更好”的东西，否则就很失败，这是一种人人很累的压力。在现代没有人真正知道想要什么，人们不断欺骗自己说生活还需要更多东西，不断进行各种革命，主要还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文化革命，各种被制造出来的群体要求各种莫名其妙的权利，人们要求的各种权利已经超出世界的支付能力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解决政治问题的另一个方式是建立民主制度。民主不是一个理想，而仅仅是一种社会-政治手段，因为民主既不能定义什么是好的，也不能保证好的东西。但无论如何，民主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段。与由天才领导的群众运动不同，民主能够合法地（尽管未必合理）解决在意见分歧、众口难调条件下的公共选择特别是政治选择问题。不管民主选择的结果是好的坏的，都是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承担政治责任，所以是“合法的”，即使集体犯傻也是“合法的”。
至于民主是否能够实现人民当家，就比较可疑了。从欧美经验来看，资本巨子、政客和豪强总有实力和成功的谋略去支配国家和民主。从政治风险上看，民主制度能够有效地排除革命的危险，但却增大了国家分裂的危险。各种制度各有长短，因此制度改革需要根据严肃的学理分析，事实上，人们目前所理解的“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概念，远没有达到可能的最优理解，仍然有着很大的创新发展的余地。如果把西方目前定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看成已经是完美的，这种思想上的偷懒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实践。
从中国的周公或者西方的柏拉图开始，理论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最好的”制度，至今仍然没有成功。人类政治经验越丰富，人们就越希望有一种制度能够兼备各种优点，因而问题就越复杂。中国人向来特别喜欢复杂搭配的思维，或许将来能够在制度创新上有所贡献也未可知。
虽然人们还不知道最好的制度是什么，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一种公正的法治和一种能够解释和促进幸福的价值观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法治比民主更重要，这是明显的，没有法治就没有基本秩序。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精神生活，如果没有一种能够引向幸福的价值观，即使有了良好的制度，也很难对付得了茫然、失望、不安和自私的人们。
历史是知识和思想创造的，价值观是社会的底牌。周公是个千年一遇的政治天才，周王得天下之后，周公就创制礼乐，这就直达政治本质。换成今天的话语，礼相当于制度，乐相当于精神生活，礼乐一起表达了价值观。今天的我们不再需要周时礼乐所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意识，但制度与价值观的问题却一直有效，而且一直是根本问题。
对于当下中国，价值观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从本质上说，价值观不是一个宣传问题，宣传虽然能够传播价值观，却无法保证一种价值观是有效的。要让一种价值观真实生效，它就必须在实践上具有明显的可模仿性，即人们模仿了一种事情并且获得好处，这种事情就表达了真正的价值。比如说，假如贪污和欺骗、低俗作品和贱卖的学术更能够获利，那么说出大天，人们也不会去模仿更好的行为。价值观最后不是依靠宣传，而是根据支付而成立的。
至于中国崛起或者复兴所面临的国际问题，更是挑战。即使要真正说服一个普通西方人使他相信中国是和平主义的，也似乎很难。绝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确实知道中国是和平主义的，因为中国文化是和平主义的。西方思维是竞争主义的，西方对“他者”根深蒂固的紧张和警惕主要源于基督教的基本世界关系想象——既然上帝有魔鬼作为敌人，那么信徒就有异教徒作为敌人，尤其是与敌人斗争是神圣使命，于是，敌人意识变成了西方人固定思维模式和生活意义。
正如卡尔·施米特后来的著名概括“政治就是区分敌友”，而且他相信，失去敌人之后的后政治生活是缺乏意义的无聊生活。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寻找敌人是重要的生活方式，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否则无事可做。因此，冷战后西方继续寻找敌人就不足为奇了，世界上各种比较显眼的存在都被理解为敌人或者候选敌人。中国也是一个足够显眼的存在，当然也就被西方严重关注。尽管中国仅仅是初步强大，非常初步的强大，就已经卷入世界游戏，而这个游戏又是西方意识所严重影响的游戏，中国的困难可想而知。中国将得到什么位置，游戏变量太多，恐怕难以预测。
但有个小故事值得一提。艾克斯罗德为研究博弈问题而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类似一个大型电脑游戏，他请政治家、博弈论者、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等许多“特别狡猾的人”设计了各种斗争方案，然后在电脑里进行了大型循环赛，结果最后胜出的是一个叫做
TFT的善意方案，其策略是：第一轮出牌是与人合作，第二轮以后的出牌完全模仿对方上一轮出牌，如果对方恶意敌对，则坚决回击。这个最好策略似乎意味着，最成功的人或者国家必须是善意的但同时必须是强有力的。就是说，坏人终将失败，但软弱的好人也必定失败，只有又好又强的人才能胜出。
这个TFT策略的精神实质很像毛主席的国际策略，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编辑：徐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