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4人，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言论，抵制“左”倾冒险主义一些做法。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左”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尤其是面对“左”倾路线对毛泽东无端地指责和攻击，他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处于政治逆境中的毛泽东辩护，这样便得罪了王明路线的推行者和代言人，而受到他们无休止的批判。

四人得罪了王明路线的推行者和代言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当做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而被打倒。1972年，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听到了林彪政变未遂、叛国出逃、折戟沉沙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自己对林彪的看法。同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两本书。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邓小平在一生的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重新起用，发生在40年前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毛泽东没有忘记，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多次所说的“邓、毛、谢、古”，那是指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也有写作谢唯俊）、古柏4人。这4人都是当年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年轻领导干部，他们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怎么会成了“反党小组织”的呢？内中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在于他们跟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关系。

邓、毛、谢、古4人，依据自己所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言论，抵制“左”倾冒险主义一些做法。他们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

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左”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尤其是面对“左”倾路线对毛泽东无端地指责和攻击，他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处于政治逆境中的毛泽东辩护，这样便得罪了王明路线的推行者和代言人，而受到他们无休止的批判。

邓小平被认为在执行毛泽东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标志着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9月下旬，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博古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和发展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不久，这条“左”倾路线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贯彻。

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代表大会上，中央代表团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严厉的指责，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罢免和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这也就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发言权。

邓小平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出任会（昌）、寻（乌）、安（远）3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走马上任后，仍一如既往地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这便与“左”倾领导者产生了原则性分歧。事情的起因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趁中央红军主力在北线进行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派兵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寻乌、安远3县。当时任这3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马上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商量退敌之策。会议就具体的工作方针，争论得非常激烈。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为我们创造的经验，领导广大军民，进行坚壁清野，采取游击战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这样做，才能打退广东军阀。”

“小平同志，你这是逃跑主义路线，是早在赣南会议上就被批判过的右倾逃跑主义！”邓小平话音一落，县委另一位负责人立即站起来进行指责。

邓小平知道，在县委内部确实有些头脑发热的同志，他们比较欣赏冒险主义者的那一套，必须说服他们，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击陈济棠部进攻的胜利。于是，他慢条斯理地对与会者说：“游击战术有什么不好呢？它能取得胜利呀！你所讲的‘右倾逃跑主义’，无非是某些人指责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反‘会剿’和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中采取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那可是一条正确的作战方针吆，离开了这一作战方针，我们可要遭到失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