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了得，现在竟还有人为曾在“赣南会议”上受到批判而且还被撤销了职务的毛泽东唱赞歌，这不是公开与苏区中央局唱反调吗？刚才那个负责人又站起来指责邓小平：“小平同志，你这是在重弹毛泽东的老调，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邓小平显然生气了，针锋相对地回答道：“你现在还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目前最紧迫的是如何把敌人赶出去！毛泽东同志那一套做法有什么不好？我看蛮好的嘛！能够指导我们克敌制胜！”

“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局领导，取得他们的支持后再行动？”有的同志小心翼翼地出来打圆场。

邓小平态度坚决地说：“什么事都要等待请示后再干，还要我们这些决策者干什么？”因军情紧急，容不得无休止地争论下去，邓小平果断地拍板，立即行动起来，领导寻乌人民坚壁清野，党的领导机关和红军地方武装撤出寻乌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进攻。

陈济棠部很快地占领了包括县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敌人虽然占领了县城，但却是一座空城，没有粮食和其他食品。不久，主力红军打回来，邓小平率领寻乌的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收复了寻乌城。

这本来是一个很正确的做法，但苏区中央局的决策者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邓小平是在执行毛泽东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给他戴上“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帽子 ，将他调离会昌。

事情到此，远没有结束。不久，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全省全面展开，使邓小平雪上加霜。

反“罗明路线”的目的就是要使毛泽东被彻底孤立

讲到“邓、毛、谢、古”，必得要提“罗明路线”。

“罗明路线”是1933年初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强加给当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罪名。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斗争的实质，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主张。其目的就是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被彻底孤立。

1932年秋，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去拜望在汀州福音医院养病的毛泽东。罗明一直敬仰党和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便向毛泽东请教了一些问题。

毛泽东向罗明介绍了中央革命根据地3次打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指出，当前福建省委应迅速地行动起来，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扰乱驻漳州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向苏区进攻的广东陈济棠部队的后方，使红军主力部队能集中优势兵力，将敌各个击破。这对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罗明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急匆匆地赶到上杭、永定、龙岩等地，组织、发动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

没想到，罗明的这两份工作报告竟招来了大祸。

1933年1月初，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错误，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破坏和损失，中共临时中央因处境日益恶劣而被迫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在进入中央苏区后，便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推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下车伊始便“一手发现了”罗明的所谓“路线错误”。

罗明由于推行毛泽东的主张，在其《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毛泽东的崇拜。这位书生意气十足而又满怀革命激情的年轻的省委代理书记，在《报告》里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到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最使博古恼火的是，罗明将毛泽东称为“最好的领袖”，并放在为他所赏识的其他几位领袖的前头；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罗明在《报告》中，竟忽视或无视党的真正领袖“王明同志”和他“博古同志”！

博古亲自找罗明到中央谈话，责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为什么无视王明同志对党的领导作用？你对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极端不信任。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罗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整整批斗了三天三夜后，撤销了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于是，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便迅速地在中央苏区从上到下、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