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中央制定了83号文件。爷爷看到后，对前来探望他的高玉良说：“中央的83号文件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该文件下达后，舆论界基本上停止了对大寨的批评。之后，万里副总理到山西视察，认为大寨的“三深法”、海绵田是对的，大家不要再提大寨的问题了。舆论界的评价于是逐步走向了公正。爷爷的从政生涯终于画上了清晰的句号。

　　爷爷卸任之后，国家按照正式职工的标准，给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费。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入北京。他专程回了趟大寨接妻儿进京。离开大寨那天，他一早起来，去看山、看地、看果树、看庄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步一回头。

　　他一个人到赵大和、赵小和与石贵林“三烈士”的坟前站了好一会儿。随后又找到贾进才，两人走上松树坡坐下正说着话，突然，爷爷起身走到贾进才身后，与他坐在一起，背靠着背，而且靠得很紧，问：“进才，你估估这是什么意思？”贾进才憨厚地笑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爷爷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接着还跟贾进才作了个生死约定：“我要是死在你前面了，你给我送个花圈；你要是死在我前面了，我给你送个花圈。”贾进才说：“我比你年龄大，肯定是我死在前面了嘛！”话音没落，两人已是老泪纵横了。谁也没想到，6年后，爷爷走了，走在贾进才的前面，这“背靠背”的意思也像谜团一样被他带走了。

　　该去北京了，爷爷坐在吉普车里围着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也舍不得走。望着含泪送行的大寨人，他的眼泪不断线地流。

　　对于在京的住房问题，中央对他的态度一直是保护，明确表态一切待遇不变。爷爷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自己不是副总理了，就应当搬出副总理级别的住房，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国管局的同志见他态度如此坚决，建议他还是住在老地方，如果嫌院子太大，就隔出一半，他仍不同意。最后，国管局只好把他安排到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部长楼22号楼定居。搬家的时候，国管局说可以把在交道口用过的所有东西都带过去，可他说够用就行，只带了床、旧电视机、文件箱和电话等日常用品，其余都留在了原来的住处。

　　自尊、自立、自廉、自爱是爷爷一生最令人敬佩的品格。

　　打“庄稼拳”的健康老人

　　人生如四季：春发，夏繁，秋耕，冬凋。许多杰出人物同样摆脱不了“起而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的命运，爷爷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说，晚年的他是平实的，是随意的，是快乐的。

　　晚年的他开始适应城市人的习惯，开始注意调剂和安排日常生活。在家时他喜欢伏在书桌上看会儿书报，看累了就起身去阳台照料一下他心爱的花，一会儿抚摸着他种的玉米，嘴里唠叨着：“你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一会儿又坐在小板凳上，抽着烟回忆往事。

　　爷爷有早起的习惯，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和奶奶一起先为读书的小儿子和孙子做好早饭，细心地放在热水锅里保温，等孩子们睡醒后吃。然后从12层步行下楼梯，走到三里河的林阴小道，再到钓鱼台附近河边散步。他精神矍铄，心胸开阔，边走边甩着手臂。熟人见了他和他打招呼：“健康老人来了！”看到别人打太极拳，不免有几分好奇，也想比划着学几下。他比划了几下觉得不好打，于是就举起双手，叉开双腿，摆起了刨地的架式，自己创造了一套招式，取名“庄稼拳”，还自豪地说：“还是我这庄稼拳好打。”

　　有时他也会走到小吃铺，吃根油条喝点豆浆。早饭后，他会提着竹篮子去早市上买菜。有时也会和卖高价货的人争执一番。一位小贩正在卖沙锅，他为买主帮腔，满脸不高兴地对那小贩说：“这沙锅比我们那儿的差远了，还卖这么贵！”

    有一天，爷爷上街回来，脸上露出很高兴的样子，从口袋里掏了半天。奶奶以为有什么好东西，一看，是一双肉色透明丝袜。爷爷炫耀地说：“你看看，我买的，没有见过吧！”奶奶一乐，说：“你买这袜子倒是稀罕，可谁能穿出去呀？”爷爷就拎着这双稀罕袜子给儿子，儿子不要；又给孙子，孙子也不要。他只好拎着袜子回到自己房间。奶奶说，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这双肉色袜子。

　　一会儿，孙子想吃个烤红薯，他二话没说就带着孙子出门去了。在路上，孙子朝爷爷的脚上看了看，又见有几个人认出了他，急得直说：“爷爷，看你袜子也没穿。”他却满不在乎地说：“那怕甚哩？我又没犯法。”爷爷就是这样轻松随意地生活着。

　　他和大院的人们相处得很好。楼下的人家种花，他一有空总要去帮助施点肥、松松土、浇点水。人们见他下来了，都喜欢围着他一起聊天。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种乐呵呵的气氛。人们尊敬他，信任他，遇到事情都愿意听听他的意见。人们关心他，也愿意照顾他。卖菜的售货员认出他，请他先买；排队的人们请他不要排队，到前面去买。每当这时，他总是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谢，依然排在队伍后面。

　　农村挣钱城市花，本来就不易，加上我小叔叔和我哥哥还在读书，妹妹3岁时也到了北京，这点钱要养活一个大家庭，按北京的消费水平显然是不够用的，爷爷只能省吃俭用，尽量削减花销。嫌纸烟贵，就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他早先在大寨时挂在脖子上的烟杆儿。家里也不用厨师了，由奶奶做些简单的家常饭：早上小米粥老咸菜，中午豆面或榆皮面抿曲，晚上是豆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做成的糊糊饭加馒头。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有时也炒两个菜，多是些苦瓜和茄子之类。每当吃饭时，他不坐餐厅的椅子，而是喜欢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端着碗边吃边看电视。

　　爷爷舍不得花钱。有一天，奶奶想买件新衣服穿，问爷爷要10块钱，爷爷就是不给。奶奶急了，说：“我在家里为你做饭洗衣服，工钱也有吧！你要不给，我就向邻居去借。”知道爷爷爱面子，奶奶故意使出这一招，说着就往门口走。这时，刚从山西到北京看望他们二老的父亲见此情景，赶紧掏出钱给了奶奶，这件事才算了结。

　　每当有人谈到他收入少开支大的时候他就解释道：“还是本着给多少、领多少、吃多少的方针办吧，不要随便向上伸手。”谁能想到：这就是一位原国务院副总理的日常生活。爷爷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得那样严格，甚至有点“苛刻”，但是正如他所说的：“树要留根，人要留名。”他乐于那样做。

　　一个人平常要求自己容易，有了权势仍能严格要求自己难；一个人有了特权却能更严格要求自己就难上加难，但他做到了。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即便卸任之后仍然如此。

　　爷爷有一个高干医疗本，可以到医术高明、设备先进的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就诊。每当他身体不适时，奶奶就找出医疗本，催他赶快去医院，可他不愿意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不管家人怎样催促，就是不去。后来，他干脆把这个小本子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谁也不能动。

　　有一次，爷爷去探望一位首长，首长送爷爷出门的时候，首长的警卫战士低声地对首长说：“首长，我们没见过陈老，想借这个机会看看他。”当时爷爷已经坐在车里，听见了这个战士的话，撩过窗帘，摇下玻璃，探出头来微笑着同战士们打招呼。车子在站成一排的战士面前缓缓而过，突然，战士们“刷”的一声一齐立正，庄严地举起右手，集体向爷爷敬了个军礼。

　　他把白薯、玉米分给大家吃

　　老百姓对他的感情很真挚，许多人见到他后都亲切地叫他“永贵大叔”。他听后很高兴，说：“老百姓还认识我，没把我怎样。”

　　他每天上午从木樨地步行到甘家口街上买菜，然后坐公共汽车回家。当他提着菜篮子上公共汽车后，车上人多拥挤，已经没有座位。乘客们认出了他，争相给他让座，问长问短。他说：“北京人没有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对咱可好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