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定，因为它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的；而且倡导“两个凡是”的有些人是当时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决策权。这就是其时社会处于严重的徘徊、甚至停滞不前的原因。“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仍然奉行“阶级斗争为纲”，因此，报刊杂志仍然连篇累牍地宣传“阶级斗争为纲”，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阶级斗争为纲，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并认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确立的，等等。上述这些是当时报刊上普遍的一般的提法。而在政治上，由于“两个凡是”作梗，“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不能得到平反，几个全国性的大案，如刘少奇冤案、彭德怀冤案、彭罗陆杨冤案、“三家村”冤案等等都不能得到平反；而且新的冤案仍时有发生，有些人因为对领袖的所谓不敬被当成“反革命”惩处。在经济上，不仅依然受计划经济禁锢，许多地区还加剧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举措，派大批干部去阻止自由市场的贸易，有的地方更出现干部阻挡农民在自由市场卖小猪，发生干部和农民抢死小猪的惨状。凡此种种，都因为过去观念的因袭，以及“两个凡是”的保驾而成为“合法”。

　　“两个凡是”之风大有扼杀“真理标准”讨论之势

　　在这紧要关头，什么才是历史正确的走向？必须寻找一个能够否定“两个凡是”的突破口。正是在这个时候，1977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真理标准”一文）。“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是历史的产物，是时代呼喊出来的。几乎是与“真理标准”一文酝酿成稿的同时，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让一千多中、高级干部和党校教师讨论实践标准问题，认为分清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这次讨论，使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一千多中、高级干部掌握了理论武器，而党校的理论队伍也在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在此之前，《人民日报》已于3月26日的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重视。但这些都说明在历史的驱动下，共和国的一些思想者，都在不约而同地探索这个问题。胡耀邦站在历史的前端，首先组织支持了中央党校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支持和组织了《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一文。正因为如此，作为政治家办报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才有足够的勇气和动力，亲自组织有关人员修改并签发了“真理标准”一文，同时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新华社社长曾涛、《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达成默契，当天新华社转发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这就在全国舆论界形成了气候，对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然而，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却凭借着他们在理论界的地位，以及手中掌握的权力，组织反击。“真理标准”一文发表的第二天，一位同志就打电话给胡绩伟，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说文章是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与此同时，曾涛也接到类似指责的电话，说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并在另一个场合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如果说这些只是个别理论家的“担忧和讨伐”，那么，当时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的言论就不能等同一般了，他在一个小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我们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针对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党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中宣部要把关。”随后，中宣部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点名批评了“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并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见王强华编《引发真理标准讨论文章问世纪实》，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7页）这些言论都是在正式会议上讲的，颇有代表中央下达上意之势。根据这些讲话，发表“真理标准”一文是犯了天大的错误，并要党刊《红旗》不要介入这场讨论。“两个凡是”之风大有扼杀“真理标准”讨论之势，发表“真理标准”一文的单位和个人将受到挞伐，历史又处在一个紧要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