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网11月7日讯】今年10月底，70多余名中国最顶级苏联问题专家，在北京讨论一个敏感而严肃的话题：从十月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在数天前，中共十七大闭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在会上被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开启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和重要发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姜长斌也很认同，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列宁主义的中国化。”

　　“而在十几年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中，甚至有时还会陷入危机。”姜长斌说，最大危机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三年，当时社会上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盛行一时，伴随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争论更达到顶点。

　　苏联垮台促使中国深入研究社会主义。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接过这一重任，他关于计划和市场的阐述，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识。“这是邓小平对列宁主义的理论创新。”

　　和邓小平一样，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也深受姓“资”姓“社”的困扰。从1919年开始，列宁推行以余粮征集制、企业收归国有等为主要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部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和骚乱。1921年3月，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规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私人开设小型工业企业等，很快取得人民支持。“这意味着列宁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第一次突破尝试取得成功。”

　　但列宁所推崇的新经济政策很快便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政策取代，这种体制和政策后来逐步发展成为“苏联模式”，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建设的惟一模式固定下来。

　　“苏联模式背离了十月革命。”黄宗良说，高度集权的结果是形成官僚特权阶层，与民众格格不入，最后丧失社会主义。

　　“在苏联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黄宗良说：“中共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形成自己的东西，现在可以说形成了跟苏联模式不同的另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编辑：徐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