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

　　事实上，蒋琦后来又回去了。回去工作了一年，然后才辞职的。

　　“我知道的班上像我一样回去的至少有十几个人。实际上，各个不同的部委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机构改革的时候不应该搞一刀切，但是各部委分开操作，又显得不平衡，很难完全做到公平公正。”

　　蒋琦认为，这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精简—膨胀的轮回。“改革本身面临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这些人出去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就不再编制之内了，但一段时间后这个岗位还需要人，就回去了，要一个新毕业生培养成一个掌握专业知识的公务员，你选择哪一个。”

　　很多人，包括蒋琦，是一边上学一边上班的，“单位实在忙不开的时候还是需要你帮忙的。上学期间也给你一个基础工资。”

　　一般来说，每年部委都不断招募新的公务员，另一方面减少的仅仅是退休的公务员，所以公务员的数量肯定是增加的。“这和国家管理的模式相关，西方国家是小政府，而我们国家是一个大政府，必须面面俱到。”蒋琦反思说。

　　“我们的机构改革还是跟原来的政府管理方式有关系，每个部位分得很细很细，每个事情都要人来负责，需要庞大的公务员来支撑这个机构，直到他觉得编制人数太多了。这基本上是一个周期率。减下来又缩回去。”

　　至今仍在财政部工作的吕青也面对同一困惑，“那次改革的问题是只减了人员，但一些职位的职能没有发生变化，导致一度缺人手，这也是部分人能够重新回来的原因之一。”但他相信2008年新的大部制改革会避免这一问题，“这次改革不是以精简人员为目的，而主要在于改变政府职能。”“官迷”王贤至今仍感叹被后人称为波澜壮阔的“中国行政改革年”的改革力度和决心，朱镕基还是把这只有形的政府之手砍了下来。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宣布了自己的胜利：“我们原定的目标是要3年内把中央政府减少一半，但是去年我们就把这个一半机构减少了……现在政府机关的人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2001年2月19日，国家经贸委举办了一个简朴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等9个国家局正式撤销。3年前，它们由部降为局，3年之后终归于撤销。

　　媒体评论说这个过渡如此平稳，连国家经贸委原主任盛华仁都感到惊讶，“在调整中几乎没有人给国务院给中央写信”。

　　2003年的一天，已经当了3年记者的薛剑被报社领导找去谈话，说大楼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决定借调你回去帮忙。

　　他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迄今为止碰到的最黑色幽默的故事。当年要分流你，现在又要借调你回去工作。他答应下来了，觉得有一段时间去观察分流后的机关也是个好事情，至少能见识是否真的起到了“减员增效”的作用。到了大楼后他直奔食堂吃早餐。在食堂里他才发现自己快成机关的陌生人了，因为新面孔很多，这两年又招收了好些公务员，同时还有一大批拿着自己单位工资给部机关干活的借调人员。

　　当年要精兵简政、减员增效的调门还不曾被忘却，可眼下各级公务员招考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学毕业生挤破脑袋都想做一名公务员。

　　当年薛剑的处室共有4人，2人留下，2人分流，留下的他的一位好友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留任的处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参加追悼会，那次他悲痛不已。

　　处长后来升任了副司长，他电话祝贺，处长说，找个时间喝酒吧。可没过去多长时间，这位副司长在山西五台山出差途中遭遇车祸故去。

　　至此。当年处室的4人，已经没有一个还留在那栋大楼里。薛剑相信新的血液也许能让那个处室更加蓬勃，因为“权力还在那里”。

　　(根据被受访人的意愿文中部分受访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