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以来，达赖的足迹遍布五大洲，每每爱用流利的英语向西方记者宣扬其有关西藏的种种理念。同样，达赖集团的高层在公开场合也喜欢用英语发声。不免让人疑惑：他们极力鼓吹“保存西藏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为何却不用藏语表达？

　　西方向往虚幻乐园

　　在当下的西方世界，西藏无疑是一个热词。

　　一提到西藏，如今许多西方人就会想起香格里拉。曾几何时，西藏人还被妖魔化成食人生番，但James Hilton1933年发表的小说《失落的地平线》畅销至今，加上相关西方电影的描绘，让西藏的“东方乐园”烙印逐渐深刻于西方社会。

　　殊不知，这种形象变化其实与西藏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反映的只是西方社会自身的变化，或许算得上是西方“东方主义”的一个经典实例。西方人熟谙的香格里拉更是从一开始就散发着浓厚的殖民气息：在Hilton笔下，香格里拉人人享受着现代、富足的生活，且长生不老，唯独不包括西藏人——因为所有西藏人都是住在宫殿脚下的仆人，伺候那些喇嘛及其它居民。

　　当其时，西藏实行农奴制度，文化、土地与权力全掌握在僧侣和贵族手中，农奴备受煎熬。但这种早已在西方文明中失去的景象，却容易让部分向往昔日荣耀的西方人心生恋眷。

　　流亡藏人犹如难民

　　本出身农家娃的达赖，在流亡期间奔走国际时也刻意迎合着西方对真实西藏的隔膜。

　　达赖集团在各种场合使用西方通行的语言之一——英语（翻阅达赖的各类演说、“流亡政府”的新闻稿以及达兰萨拉的几个所谓“官方网站”，不难发现其英文都写得非常地道），用西方游戏规则操控媒体、公共关系和议程设置，提出“保存西藏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宗教自由”、“人权”、“文化灭绝”等议题，将西藏人打扮成一个精神的民族，俨然没有现代人的七情六欲，却全然无视流亡藏人的难民处境。

　　北京《世界新闻报》今年4月16日报道，流亡印度的藏人有10多万，以经商、务农，或开小商店为生。不管是第几代生活在印度，都不能加入印度国籍，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而据外国记者在达兰萨拉采访后的描述，这个小镇“街道比较脏乱，使得许多香客感到失望。学校的校舍均取材于铁皮，房屋低矮，光线昏暗”。但“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却生活极其腐败，贪污掉了多半国际资助，“白天穿着红色的袈裟办公或接待客人，天黑以后就到酒吧和俱乐部鬼混，甚至吸毒”。

　　相比之下，生活在中国的藏人和流亡藏人的生活境遇反差巨大。

　　参加了中共当局3月组织的外国记者团西藏行后，印度《亚洲世纪报》执行总编考什克感慨：“中国的西藏人生活确实比流亡印度的西藏人要好得多。”而自总编辑奥斯特西藏之行后，德国《明镜》周刊连续发表了《通向世界屋脊的火车》和《“他（达赖）欺骗了自己的祖国”》等报道，强调了西藏的经济繁荣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很好的保障”。

　　这样的景象，却被达赖集团及支持他的西方媒体和政客攻击为中国“灭绝”西藏文化，当可让人想象出他们自身迷恋并渴望保存的“西藏独特文化”是什么——那就是仍旧建基于农奴制之上的贵族特权文化。

　　英国殖民者有遗产

　　或许，这应该算作西方殖民者尤其是英国殖民者的一份“遗产”吧。当年，通过两场侵略战争，英国人将西藏纳入了其势力范围，在认识到无法靠武力征服这片高原后，开始文化渗透，在西藏僧俗上层中培植亲英势力。他们一度在江孜和拉萨等地建立英语学校，招收西藏贵族子弟，进行殖民教化，或引诱西藏地方政府派遣留学生赴英。

　　西藏旧贵族为何多能说英语？某西方人士在法国某电视台的提问，而其答案应该就在于此。达赖集团容忍和坚持着西方殖民者对藏族民众心目中的圣峰珠穆朗玛的错误称谓“埃佛勒斯”（一个18世纪英国的殖民者，任印度测绘局局长，与珠峰毫无关系），根缘应该同样在于此。

　　曾四次赴藏考察的美国北京联合会会长燕青，长期从事文化传播。在他看来，五十多年间，除了“文革”这个特殊时期以外，西藏文化得到了恢复、保障和发扬。

　　如此说来，又是谁在真正“灭绝”西藏的文化呢？或许再不用笔者明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