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2月28日评论】中国国家审计署27日公告称，辽宁、湖北等16个省（市）在100条（段）公路上违规设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通行费149亿元人民币。按地方政府核定收费期限和目前收费水平测算，这些收费站点还将收费195亿多元。

　　高速公路在中国因为收费问题已经成为“高价公路”，媒体年年炮轰，官方年年审计，那块不应该再挂出的收费牌却依旧高高挂起，让民众倍感无奈。

　　上世纪80年代“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如今已异化成借路生财之道，随意增设收费站及乱收费的背后，折射的是地方当局牟取私利却缺少监督的现实（甚至有官员认为修路可作为政绩便于升职）。

　　坊间流传着“要想富，先修路”的民谚，但如今密布的收费站阻滞了车流畅通，使公路使用率下降，并增加非收费路段的拥堵——据说有投资商是在林立的收费站前掉头而去的。因此，收费站不仅是汽车的拦路虎，也是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若套用先贤孔子所谓“苛政猛于虎也”，则是“过路费猛于虎也”。

　　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收费公路已举世闻名——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曾提到，全世界七成的收费公路在中国，而且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比发达国家的还要高。“公路”的本意应有“公器”之意，但从百姓的立场看，现状显然已离公共性很远。

　　中国的车主年复一年地缴纳着养路费、车船税等各种税费，却无法免费享受公路这一公共产品，而且就连“知情权”也被无形中剥夺，因为有关机构几乎没有公布过某路段收费还贷的情况，更没有公布过多收的过路费去向何方。

　　在遏制公路超期收费问题上，其实并非无法可依。“收费期满必须终止收费”在《公路法》、《合同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价格法》等法律中早有规定，却似乎没有一部法律真正发挥作用——当“政府能从中受益”时，法律为何总是软弱无为？

　　近来中共政治局定调推进行政改革要“建设服务型政府”，笔者以为，仅从公路的收费这一点看，若地方政府继续假托部门权力、公共资源而收费不断，从而加重民众的经济负担，那么由“收费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公路”依然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