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4月6日周末视点】4月9日， 奥林匹克圣火从希腊奥林匹亚，而北京而伦敦而巴黎， 将传递到旧金山。人类手手相传的梦想——“罢兵止戈、团结友爱”的奥林匹克精神， 不仅将照耀旧金山海湾，更将辉映整个世界。尽管北京奥运会正面临被一些人“政治化”的危机， 但来自希腊赫拉神庙的神圣之火，却昭示世人：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传统、种族肤色的奥林匹克理想，为东西方人类文明的对话点燃了一盏明灯。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是爱德华·Ｗ·赛义德（Edward Said）为自己的著作《东方学》所撰写的题记。它的出处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那位被叫做马克思的“大胡子”先生讲的话。用这句话来描绘3月14日依法处置拉萨打烧事件之后中国所陷入的情形是恰如其分的——一些西方的政客和媒介， 一直以来用“西方中心观”的目光评判当代中国。中国的“不幸”是， 西方掌握了整个世界的话语权，一些人始终认为中国“必须被别人表述”， 因此“中国声音”，只要不接受“格式化处理”，它就可以被认为是“无法表述自己”而被忽略。这当中， 有些属于随波逐流，是一种自己也未必愿意承认的习惯性使然，有的则出于误解误信，有的却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自大或偏见”， 直至不顾及基本的事实。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明明是暴力事件， 却“必须被别人表述”为所谓的“和平示威”。

　　西方人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观念，流行于19世纪， 但基本观点在18世纪末就已经形塑了。1784年，赫尔德在写作《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时， 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厌恶之情已经无法克制也无须克制”。他说：“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这个民族天生眼睛小、鼻梁矮、额头低、胡须稀、耳朵大、肚子大”。但是，赫尔德也承认：“糟糕的是人们最终还是无法寻得一条既不美化又不丑化中国的途径，无法找到一条真正真实的大道。”

　　二百年过去了，西方未必找到了那个“真正真实”的“表述”（representation）。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还是沿着“西方中心观”的路径，以“西方冲击——中国回应”（impact-response model）的模式，解读现实中国， “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而赛义德和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同道，试图说明“东方学”不仅为西方构筑了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包括一整套“东方知识体系”，且作为话语支配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东方文化自身的反思。夜晚读书，重新翻出来《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 作者是“哈佛学派”的传人柯文（Cohen,Paul A.）。他主张：“我想在此或无需说明：力图设身处地（empathetically）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去重建中国的过去，并不意味着史学家就得对中国人的行为与价值观念从道义上予以赞同。”

　　应当承认，认识当代中国并不容易。1930年代， 英国批评家瑞恰兹表示要致力中国研究，但诗人艾略特警告说：“中国是一面镜子，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中国”。但1978年之后， 中国走向了开放，它进入世界的姿态与1600年以来的旧中国完全不同。当然，这需要“相互看待”的不断调整，也包括中国必须进一步“开放自己”。一如“三·一四”事件，一些西方的报道“欠客观”，中国的一些做法“欠透明”， 但并不能因此而颠倒基本事实， 甚至“上纲上线”辱骂它是“暴政”。这样的看法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污名化”！恐怕批评乃至指责北京当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件，但所有的逻辑起点都不应当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差异上的、文化传统差异上的。对于批评， 北京当局是应当听取的， 但对于颠倒黑白的指责，中国人是不会认账的。

　　遥想在欧洲的启蒙时代， 倡导理性宽容的自然神学的德国学者莱布尼茨，早就期望“在相隔遥远的民族之间”，“建立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如果说不同文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需要一种媒介的话， 那麽奥运圣火的传递，可以说为人类文明点燃了“互识”的明灯。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所传递的、所照耀的， 将是人类相互包容、相互依存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