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4名性工作者4天内接连被杀案震惊香港，目前虽然已有巴勒斯坦裔疑凶落网，但“模仿犯”仍逍遥法外。

　　连环凶杀案令香港性工作者人心惶惶， 前些日几十名凤姐在性工作者人权关注团体的带领下上街游行到湾仔香港警察总部，要求香港警方加强保护，改善执法态度。澳洲、台湾人权关注团体也表态声援。

　　尽管香港凤姐们怕被人指点或遭人白眼，均戴上了口罩，但她们的眼神里显然流露出惊吓、忧虑、愤怒和疲惫，还有恐惧的阴霾。4条无辜的生命永远地消逝了，除了早日将凶手缉拿归案外，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成了当前迫切的课题。

　　我们不能说，关注她们的权益仅是香港民间团体的事情，这其实也是政府和公众的共同责任。凶案暴露出香港社会对这一困境群体的保护力量是薄弱的，这与倡导人权和法治的香港精神实难相符。如何防止恐怖的一幕再次降临直至改善她们的可怜处境，确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制度性的保障机制。

　　性工作者是社会角落的一个特殊人群，她们大多年纪轻轻就遭遇命运的无常捉弄，而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和无形的精神压力，挣扎于社会底层之中。接连惨剧的酿成，呼唤港府和市民再也不能漠视她们的困境，对以往的态度恐怕要有所反思。对这个人类极其古老的行业，香港警方的一贯作法是除了扫黄， 就是打击，没有多少正面政策，思维保守的港人素来对这一群体也持排斥态度。这难免使香港这群没有合法身份、社会地位卑微的性工作者们，成为任人操控和欺负的对象。

　　基于不合法的身份出现了严重的安全及其他问题，政府确实是时机考虑娼妓合法化的问题了， 以便切实给这些生活和工作在香港的人群一个有效的保障。可以参照的是，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将性工作从非法转变为合法。将其合法化或非罪化，这也是全世界女性主义者最认同的对待性工作者的对策，经济学家也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一味的扫黄政策并非政府合适的公共决策。

　　对策是修改现行的相关法例，对于成人之间双方自愿的交易行为由商业法规加以规范。另一方案是使部分性交易活动非法化，譬如仅使强行拉客的性交易活动非法化，1957年之后的英国法律就是这样。

　　如果香港政府难以短期内一次将娼妓合法化，设立发牌制度，性工作者纳税等，至少政府应革新现行不利于性工作者工作的法例，降低她们遭遇暴力、危险的风险。关注团体要求政府立刻改善法例，容许“一楼多凤”， 即容许性工作者和客人以外的第三者共同在一单位内做事或工作。这种将她们集中起来的提议，既可保障凤姐安全，亦可减少扰民，应当予以考虑。

　　作为执法者，香港警方也应改善现行执法，加强措施保障同是市民的性工作者，令她们可以安心工作。而现时的报警程序无疑需要检讨，应确保性工作者像其他市民一样可以放心报警，不受歧视和侮辱。

　　再者，由于性工作者一直不被社会接纳，受尽歧视，令她们置身孤立无援的境地，遇上困难甚至危险时，得不到邻里及有关方面的帮助。希望此事件中关注团体和传媒的呼吁，能够使社会大众及有关方面关注性工作者，不再歧视她们，在她们遇事时提供支援。

　　死者已矣，但愿这一连环重大命案能成为香港性工作者保障机制的一道催产剂。但愿， 人权团体对于性工作者的保护呼吁，能尽快转换成法治的意志，能使她们的危境得以改善，给她们的权利乃至生命以保障。（作者系美国华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