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4月20日周末评论】由于藏独分子的捣乱，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使西藏成了国际媒体的热词，也使中外媒体在交战中陷入了这场一边补课充电一边上阵交锋的状态——那种宣称“西藏文化正被中共灭绝”以及中共宣传机器根本在封杀达赖的说辟，其实是一个并不容易争辩得清楚的伪命题。

　　西方人不了解中共的统战思想，自然也就不了解何以对达赖采取目前的政策——只要他宣布放弃藏独主张则始终与其保持对话之门敞开——在1986年大陆出版的重要辞书上《统一战线工作手册》第336页， 就有一辞条“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仅200字，末行是“1959年3月出走印度”， 并未使用“叛逃”一词， 显出中共的柔性。

　　近来笔者翻读《达赖喇嘛传》一书，想起1992年那个5月，在亚东乃堆拉山口（当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时所经之要镇）还是风雪漫天之时， 拉萨市区已有春意。在西藏人民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即出版社的直营书店），藏汉文字图书琳琅满目，令笔者与新闻界同仁大叹学海无边， 佛经太难。而书店里藏文图书区的年轻人也很多。在内地加西方的流行文化冲击下，那个场景还是令人安慰的。

　　就这一点来说，中共的民族宗教政策执行得还算不错。只是这些年笔者没有机会再访西藏、不了解那里的市井变化，但藏医藏药以及藏香藏式佛珠在内地年轻人中间的大行其道可以证明；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增多，藏族文化不是灭绝而是更加繁荣丰富了。

　　话题说回到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教主之一（另一教主是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迄今已传十四世，词意来源于藏语（一说蒙古语），意为“大海”，“德智广深如海无所不纳之上师”，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格鲁派领袖人物锁南嘉措有此称号时已是三世（前两世为后人追认），自大清顺治十年（1653年）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后，历任转世必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事实上，大陆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很喜欢西藏文化，不仅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生埃落定》曾风行一时，甚至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作也谱成了曲进行现代流行音乐的演绎——藏语版的歌曲演唱其实在大陆的互联网可以随意播放来欣赏。曾有从事西藏文化研究的朋友告诉笔者，十四位达赖之中，以六世仓央嘉措最具才华（也是生平迷离、最具争议的一任达赖喇嘛）， 也因此藏族青年知识分子称誉他的诗歌是“徜徉在神与人之间”， 并由此窗口透视西藏宗教。

　　门派林立的藏传佛教现在看来的大一统局面源于元朝时期支持上层喇嘛逐渐掌握政权。因此如果没有历史的观察，则很难看清楚西藏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制度与达赖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必然引起误解，也难以梳理出人权意义的西藏历史变迁路线图。

　　尽管达赖及其转世系统要维护政教会一制，但从十三世达赖便开始在政治与宗教之间发生了游移的态度——当时，英国殖民者掌握印度并进而觊觎西藏， 却遭到了已控制了蒙古地区的俄罗斯的反击， 在列强拉锯式的“瓜分中国狂潮”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因英军入侵拉萨而企图投奔沙俄未果， 6年后却又逃亡印度投靠英国。到1932年圆寂时，中共学者认为他“在反帝爱国方面动摇不定”。

　　这个历史线索的厘清可以告诉人们，转世继承了土登嘉措衣钵的十四世达赖真如“灵魂也转了世”，在新中国成立前夜竟两度犹疑是否支持中共所建立的中央政府，以至于签下和平协议、赴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拜见毛泽东并致赠大量珍贵礼物和赞诗之后仍再度发生动摇，并最终流亡到印度……

　　20多岁时的十四世达赖年轻资浅、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尚可理解的话， 如今早已古稀之龄的“佛法上师”竟然还能一边派家人同北京保持沟通，一边还动员国际影响力追求梦中的“大藏区”， 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宿命”二字了。

　　当然，人们也难以忘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十年， 中共民族宗教政策遭到践踏，民族宗教工作也基本被取消，“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受到打击迫害，广大信教群众被迫停止宗教生活，宗教职业人员被迫还俗”（《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1996年版第422页）。中共在30年前自我修正并改革开放，然而这段惨痛的历史却也成为中共同达赖对话的历史包袱之一。

　　在笔者看来，或许神与人还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既然六世达赖用人性的诗歌留下文学遗产，那麽十四世达赖又当如何徜徉在神与人之间——想必不可能再回到政教合一的历史场景去了。因为一切已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