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5月17日社论】一支日本救援队昨日15时30分抵达四川青川县乔庄镇，这是汶川“5·12”大地震后首个进入灾区现场的国际救援队。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的救援队也已陆续抵达四川，投入震后大救援。

　　就在汶川地震后不久，曾表示可能不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法国总统萨科齐致信胡锦涛，表达贴心的问候，相信中国有能力战胜这场灾害；曾与中国有二战历史积怨的日本，震后迅速反应，派出救援队；美国总统布什震后第二天即致电胡锦涛，表达慰问，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说，“我们惦念着你们，会为你们祈祷”……

　　在《纽约时报》等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看来，中国接纳国际救援队入川救援，是“救援外交”（rescue diplomacy）的体现，是中国与日本等国“改善关系的战术工具”，并有助“柔和奥运之前自己的形象”，还体现中国危机公关技巧经历磨砺，“可熟练应对国内危机”。

　　解读中国，离不开其政治文化背景；正如解读美国，离不开其商业文化背景。但如此解读中国接纳国际救援的原因，却是解读过度的表现。对于中国社会正悄然展开的由表及里的深层进步，西方媒体还需细细深挖体味。

　　实际上，接纳国际救援，只是中国在此次汶川地震后的连贯表现之一：地震当天，中国总理温家宝奔赴一线，五天几乎走遍四川所有重灾区；国家主席胡锦涛16日赴灾区，指示“当务之急还是要救人”；中国官方媒体快速、积极、主动地发回从灾区现场的第一手报道，被西方媒体誉为“罕见的透明状态”；官民迅速进入救灾状态，数万军队部署至汶川，救助被困的幸存者，发放救命的食品和药品……

　　“以人为目的，而不以人为手段”，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这句话，点出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原则。纵观中国在震后接纳国际援助等表现，不难看出，中国正身体力行“以人为目的”。

　　这样的文明进步，在纵与横的对比中愈发明显。在两周来东亚的另一场重大灾难中，缅甸军政府在10万人于风灾中死亡、失踪的事实面前，依然拒绝外国救援队入缅救援；而32年前的中国在唐山大地震后，也曾片面强调自力更生之“自救”……

　　这样的文明进步，决非一蹴而就。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带来经济发展繁荣，更催化了深层的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念变革。去年中共十七大即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体现中国社会愈加关注“人”之需求、人之价值。

　　世界在帮助中国，中国也在帮助世界。2003年，中国政府派出救援队，参与阿尔及利亚地震灾后救援；2004年，中国政府再次派出救援队，向南亚海啸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对于刚刚发生的缅甸风灾，中国政府也提供诸多援助……

　　在大自然的严峻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不可分割，社会更不是以国家、族裔、宗教而分割的孤岛。人类搁置一切分歧，抛弃仇恨政治，把人之生命看得高于一切，齐心协力，与变化莫测的自然灾害奋勇抗争，这其实贯穿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史的每一个细节。

　　无论怎样，正如温家宝所说“我们对活着本身应有最根本的尊重，对无常的人生能有一点点的顿悟”，人之个体是脆弱的，但人类全体却能产生抗击自然的强大力量。无论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政治宗教文化纷扰多么错综复杂，人类总能在每一次联手互援、抗击灾难中，加深对人之价值的理解，这即是文明不断开拓前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