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记者余东晖5月28日报道】当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在成都天府广场振臂高呼“中国万岁”、“四川加油”时，西方媒体条件反射般地想到了“民族主义”——就在一个多月前，他们还在忧心中国民族主义可能带来威胁，而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爱国愤青”们同样富有同情心。
一直关注中国民族主义的美国《新闻周刊》周日发表该刊驻京记者刘美远和亨诺克题为“天安门效应”的文章称：“四川地震已经在中国青年中激起强有力的，不可预测的运动。”
写过《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四川地震对于当代中国青年将是难忘的时刻，其影响堪比文革和1989年。
也许谢淑丽看到的只是中国青年因为某个事件忘情投入的一面，但忽略了当代中国青年在国家有难时的无私奉献，不是出于狂热，而是与许多西方国家青年有同样的另一面——人文关怀。
与以往中国青年情绪高涨时难免出现不够理智的言行不同，此次中国年轻人以富有爱心的捐款献血、自愿赴灾区当志愿者的潮水般行动，为往往被西方媒体描绘成排外的中国“民族主义”抹上了温情脉脉、令人感动的一笔，就像清华大学哲学系英籍教授贝淡宁（Daniel
Bell）所说，当利他主义倾泻而出时，民族主义便带有更具公民性、更富同情心的形式。
贝淡宁预期，这种新的、强有力的、富有同情心的情绪，有助于推进“公平社会”，使更多的保护环境、反对腐败、保护民工权益的民间组织兴起。
许多学者相信，这种民间组织的兴起，对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是有益的，而且能起到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
或许这是这场灾难带给中国人超越悲伤的另一个收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