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在几亿中国人的衣柜里，绿、蓝、黑、灰等几种颜色的衣服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当时，有西方人甚至用带有嘲讽的口气将穿着不分男女老少的中国人形容为“蚂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门打开、观念变更，中国人重新打量自己的穿着，在自我怀疑的目光中，逐渐认同穿着打扮是没有阶级性的。中国人深埋几十年的爱美之心，开始在服饰上得以释放。

　　揭开“红盖头”之后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间，关于服装的每一个动作几乎都会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有人说，是皮尔.卡丹揭开了中国服装的“红盖头”。

点击详情：（1978年皮尔·卡丹进入中国）

　　1979年春天，著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应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服装表演。这场象征着中法友谊的时装表演在当时被称为“服装观摩会”。参观“观摩会”的人员必须通过审查，座位也一律对号入座，并记录姓名。尽管皮尔.卡丹已经充分考虑了中国当时的国情，但当音乐响起，露着大腿，扭胯摆臀的外国模特还是让台下的中国观众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台上衣着的多姿多彩更是与台下的一片“革命色”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次“观摩会”还仅限于中国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参加。第二年的11月，当中国大陆第一支时装模特队亮相上海滩的时候，则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一浪接着一浪，1983年底，中国彻底取消了已经延续几十年的布票，服装改革的呼声迅速响遍全国。

　　在当时，以最快速度升温的要数西服男装。1984年，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还立有写着“这里出租西服”的牌子，以此迎合人们喜欢穿西服照相的爱好。这一年，男士流行西装，年轻的女性则青睐红裙子。这源于当时的一部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街上流行红裙子》。电影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大丰棉纺厂，来自乡下的女工阿香，听说上海的姑娘有比赛穿漂亮衣服的习惯，名为“斩衣”、“斩裙”，便托卖服装的个体户买来漂亮的红绸裙穿在身上，以此抗拒女工们称她“乡下人”的讥笑。劳模陶星儿很喜欢这件红裙子，悄悄往自己身上比试。在同伴们的怂恿下，陶星儿终于鼓起勇气，穿着红裙子走进了公园中的人群中??电影在当时大受追捧，如果说那时候也有“生日许愿”这一说法的话，那么拥有一件红裙子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年轻女性“生日愿望”之一。

 　　回望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度引领风骚的还有喇叭裤。这种上细下宽、把臀部绷得圆滚滚的、拉链不分男女一律开在正前方的裤子在初现中国南方时，被绝大部分国人视为“不男不女，颠倒乾坤的恶物”。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艳粉街》唱道：“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他游街……”尽管如此，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喇叭裤在中国的冒险。

80年代风靡一时的喇叭裤装束

　　事情在矛盾中变化着、发展着。

　　1989年底，一位波兰记者访华，在亲历中国的首都北京后他撰文写道：“几年或十几年前，北京是一个灰色的城市，有人甚至称它为‘世界的农村’，人们穿着既单调又一律……如今穿着入时、欧式打扮的姑娘，使北京的街道有一种令人应接不暇的特殊美感。”

　　“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

　　20世纪90年代，文化衫、蝙蝠衫等还曾掀起过一阵热浪。进入21世纪以来，这样具有全国性效应的单项热点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也正说明中国人对着装的追求已经转向个性化、多元化。大家开始不再只是简单、盲目地追随“流行”，而是选择自己喜欢并且适合自己的衣着打扮。

    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日常着装意识在这个年代发生了一次彻底的革命，他们从长期以来注重价格和款式变化为更注重品牌。着装的品牌档次成为人们身份和品位的主要标志。尤其是中国女性，当她们开始以更独立的身份出现在重要的社交及商务场合，“没有件名牌的行头没法见人”成为普遍女白领的共识。

   除了对品牌的追崇外，服装的大胆尺度也开始挑战中国人的眼球。内衣外穿、露脐装、哈韩服等站到了流行前沿。当露脐装、吊带装最早在中国出现时，让很多人的眼光无所适从。天寒地冻的严冬季节，你能看到穿着单薄的美女袅袅婷婷掠过你的视线，“要想俏，冻得跳”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私人汽车的普遍、办公条件的优越足以使更多的女性把夏天的轻衫薄裙一直穿到雪花纷飞。

 个性才是王道

    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人对服装诉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穿出个性——最好是独一无二。服装的主要作用已经不再是御寒，而是一种个性魅力的展现。

    2001年在上海APEC峰会上，20位各国领导人集体亮相，他们穿的都是大红色或宝蓝色的中式对襟唐装，这一情景通过电视瞬间传遍全球，唐装迅速流行。章子怡在柏林电影节领奖台上惊艳亮相的一袭肚兜式晚礼服更是让中式服装跻身世界时尚前列。这种东方韵味十足的唐装，使穿惯了现代时装的人们产生了亲切感和新鲜感。于是乎，唐装也随着这股热潮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我的衣服我做主

    对于很多现代女性来说，最尴尬的事也许并不是穿了一件不得体的衣服，而是发现居然有人穿了一件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衣服，这叫“撞衫”，这是现代女性最不能容忍的。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对于服装的追求要通过品牌穿出品位和档次，那么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女性对于服装诉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穿出个性——最好是独一无二。

　　短短30年，中国人对服装的审美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型。“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个性大行其道”的着装心态已成为当今中国人着装的中心意识。于是一些女性朋友开始不得不为换季清理衣柜而感到烦恼。20世纪90年代因为工作来北京定居的陈女士感叹说：“‘一衣多季’是过去时了，现在是‘一季多衣’的时代了！你看，我现在锻炼身体有运动装，上班是正装，旅游又是休闲装。我先生的衣服也不少。柜子里塞得满满的，每回换季都得折腾。”到北京工作的最初几年，陈女士每次回农村老家都会把一些旧衣服当作“好东西”带回去，“现在农村也讲究了，旧衣服我已经拿不出手了。”

中国服装新愿景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30年以来，整个中国服装业也发生了时代性变化。

　　中华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商会副会长谭安曾这样总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服装业的四幅扭曲面孔：“从产业地位看，不如大头针能上国家计划‘大本’的尴尬面孔；从产业形象看，在许多人眼里服装是老太太戴着老花镜就能干的低能面孔；从产品形象看，被外国人讥为上不了大雅之堂的地摊货面孔；从产业链看，消费者对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仍‘心有余悸’慌恐面孔。”

　　如今，中国不仅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消费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国。但中国并未成为服装贸易强国。如何拥有优秀的设计创意，如何创造服装的高附加值，如何打造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自有品牌，是中国服装界最近10年内最被关注的话题。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拥有了一批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如张肇达、郭培、梁子、罗峥等。2006年国庆节，中国设计师谢锋带着他的吉芬（Jefen）品牌，作为第一个成功登陆巴黎时装周开幕秀的中国服装品牌而备受世界瞩目。这被认为是中国设计师进军国际时装界的一个标志。法国时装工会主席Didier Grumbach先生说：“中国在经历经济起飞后，如今已经到了由一个提供低成本加工的国家向一个真正的时装大国过渡的标志性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