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这个新的媒介形式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冲击和改变，直到现在都不能小觑。”30年后，已成为传媒人士的徐庆全说。

　　这一年，进口电视机开始大量涌入中国，成为最抢手的家用电器。以后，中国电视机数量以每年上千万台的数字急剧增长，1979年485万台，到1982年，已经达到2716万台。

　　这年年底，中央电视台译制的第一部对口型的电视译制片《红与黑》，在荧屏上和观众见面。

　　这一事件同样具有风向标意义。“似乎表明，世界名著开始解禁了。”该片的导演之一王明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在片中为于连的第二个恋人、玛蒂尔德侯爵小姐配音。

　　可以说，电视译制片伴随着一代中国人的成长。自此，引介西方文化产品渐成大势。

　　“无米之炊”逼出第一批译制片

　　电影拷贝是文革前法国驻华大使馆赠送的礼品。当时没有版权观念，认为是法国政府送的，当然有权播放。

　　1977年10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世界各地》和《外国文艺》两个栏目，开始向观众展示外部世界的丰富多彩。

　　两年后，电视台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期后，很快陷入了新的困境。

　　当年8月，由于文化部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电影制作放映实行成本核算，自负盈亏，利润分成，电影业开始面临经济压力。于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停止向电视台供应新的故事影片。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每晚近3个小时的节目，一部电影要占去三分之二的时间，专栏节目和电视新闻片只是补充。电视台无米下锅，眼看节目源就要断了。

　　“我的任务是填满每周六天每天三小时的播出‘版面’，可我拿什么节目来填满它们呢？”每到周末，笪远怀——央视节目组组长，就一筹莫展。

　　文化部与中央广播事业局在1979年10月24日签订了《关于供应电视台播放影片的规定》，按当时的协议，电影局每年要提供10部新影片给电视台以供五个节日的节目播出。但这个协议执行情况很不理想。

　　王树明，笪远怀的搭档，负责跑电影发行公司，联系片源。“问题解决不了，我就上报，官司一度打到中宣部。”王树明说。王树明也没少参与谈判，最高级别的谈判在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两个部长之间进行——吴冷西和朱穆之。

　　1979年5、6月，在一批老电视人的推动下，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了两部译制片：南斯拉夫电视剧《巧入敌后》和菲律宾故事片《我们的过去》。

　　两部片子成功播出后的一天，笪远怀和王树明在打扫地下室时，发现了几盘标有“法国故事片《红与黑》”字样、锈迹斑驳用作影片拷贝的铁盒。仔细察看，拷贝质量相当完好，笪远怀动了要译制它的念头。

　　这套从地下室翻出来的电影拷贝，是文革前法国驻华大使馆赠送给中央电视台的文化交流礼品。当时没有版权观念，认为是法国政府送的，当然有权播放。

　　经过请示，笪远怀决定组班子制作这部片子。演员不成问题，但没有翻译，没有剧本，如何下手？

　　事有凑巧，长春电影厂一位有译制影片经验的老翻译潘跃华来台里串门，说手头有上海译制片厂的译制台本，可以提供剧本和对口型配音方面的帮助。

　　经过十多天的埋头苦干，中央电视台第一部对口型的电视译制片终于在1979年年底与广大电视观众见面。

　　为于连配音的正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赵忠祥。